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打断，是关系打断法律。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举一动奉行熟人传统和规则，即使我们身处在陌生人关系当中，我们仍然要尽量地把陌生人的关系熟人化。例如，上海是个大都市，应是一个陌生人关系形态的大都市，但是在上海可能跟同样是陌生人形态的大都市纽约就不一样。在纽约，既然大家都是陌生人，那就按陌生人规则办事得了；在上海，即便我们是陌生人，但在交往的时候，要尽量地把陌生人关系变成熟人，至于熟人关系，则更要设法熟上加熟，让它牢不可破。比如我们蒋老师刚来这里的时候或许人生地不熟，他就需要尽快在这里找一批朋友，尽早建立起他的朋友圈，不然的话不仅自身很孤单，而且办事不方便。这很正常，也符合中国人的一般心理。但是，当我们把这种私人活动的方式公共化、官方化、甚至国家化的时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但今天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可以说只要遇到一个案件发生，原告要找人，被告也要找人，没有不找人的。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在前几天，某地一位老乡来找我办事的情形。他家里最近几年是祸事连连，妻子前两年去世，一个儿子年纪轻轻也去世了，并且留下两个孩子。尽管他也做过近二十年的当地行政村的大队长——以前叫大队队长，现在叫行政村长，但现在他退了多年了——因为家里很困难，他最近几年一直在享受低保待遇。但最近因为一些原因，他把新任的村长给得罪了，因此低保待遇也就给取消了。他打电话来咨询我，看我有没有办法给他帮帮忙。他已经快60岁的人了，对我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总得给他设法问问啊，总不能断然拒绝吧？于是找到当地的县上，县里专门有一个低保办公室之类的机构，托人把相关办公室的主任都找到了。找到最后，人家跟我说，尽管我们很想给你落实这事，但是现在不能办，因为他把人家当地村长和乡政府给告了。这下闹得我非常难堪：因为当地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和我们很多地方的传统一样：告人的状并不是一种积德行为，尤其乡里乡亲的，更不能告人家。最后我只能把他在电话里说了一顿。我今天讲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是通过我的切身经历，来说明关系对法律的打断。就这样一点小事情，老乡只要给我打电话来，让我给他帮这个忙，那我就得找关系、找熟人了，而首先不是找法律。所以我在反思国人的时候，我也在反思我自己，我们就是这种关系中的人，我们就是这个关系体系中的一员，你就被装在这个套子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文化的套子，但也是现实制度运行状况的套子：你理再硬，关系不硬，那就没门。所以，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得找关系。
还想给各位将几则例子。我长这么大，曾打过一次官司，我做原告。那时我家刚刚做了装修，装修一新的家却因水管破裂，地板、家具全让谁给泡了，特别是地板，全漂起来并变形了。泡的原因是马桶与上水管联结的一个软管破了之后，水全漫出来。施工方说那个软管是我新换的，而我清楚，软管就是原来的，装修时根本没换，并提供了证据。但别人不认账，最后只好打官司。说是打官司，但我没写起诉状，是学生替我写的；我没有出庭，是学生替我出庭。学生强调说，谢老师你放心吧，一方面这个案子你本身在理，另一方面即使有问题，我们也会给找同学给你说道说道。当然，他的后一句话是不合法的，但也是我们遇到事情之后的一种常态，一种下意识或无意识的说法或举措。最后判决结果是我胜诉，被告人出钱重新把地给我装一遍。所以啊，我们虽然在构建法治，但我们的生活样态、人们的心理结构依然在这种熟人关系体系中。我们在遇到棘手事情的特殊时期，总会下意识、无意识地运用这样的关系——尽管我批判这种情形，但是我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也得找，因为经验证明，一般情形是你不找就没门、就败诉。
有一年，咱们上海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学家，是谁我就不说了，代理了一起案子，正好案件受理法院的副院长，也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是他的好朋友。更巧的是，他所代理的那起案子，就在这位副院长手上。所以他见到我时高兴地说：“小谢，这个案子我们应当百分之九十的赢了，一来我们有这么可靠的关系，二来我们也确实在理。”可最后判决的结果是没实现老人家的理想。判决后老人家几乎要哭的样子给我说：“我没想到现在的人都这么坏！这个案子我们理应保准赢的，可最后是法官各打了五十大板，对方跟我们各承担一半的责任！”就这样著名的法学家，在十六、七年前国内法学界某部门执牛耳的著名的法学家，他在遇到案件打官司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关系，而不是笃信法律！另有一次，我们上海有一位教授，当时在学术界也很有一定的名望，我受托邀请他去山东开个会。在会上发言时，他现身说法，举了一个他办案子的例子，并说明关系对法律的影响。他说我在某市代理案件，对方律师找了该市一位厅级干部干预案件，那自己怎么办呢？总不能坐以待毙呀，为了制服对方，他必须得找一位副市级的干部来介入、甚至干预。后来，他果真找到了，对方再要找比这位副市级干部更高的人来干预这起案子，几乎没门。他发言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描述、并批判我们现在司法受关系影响的一些严重问题，但同时他也表白，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上述例证，无不表明关系对法律的打断。
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情形是：只要人们有一点事情，只要人们遇到案件，就不可能不去找各种关系。所谓难缠的当事人，或者难缠的公民，也借助关系的纠缠，就显得更加难缠。所以难缠的当事人、难缠的公民，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泼，而是因为在他背后总有一种难缠的关系纽带或势力。这种势力要么是白势力（用贺卫方的话叫“白社会”），或者叫白道。要么是黑势力、黑社会，或者叫黑道。而更可怕的是，所谓白社会和黑社会，现在往往相互紧密勾结，成为一体两面。总之，人们总要寻求一种基于关系而成的势力以解决问题。所以，这样一种势力、这样一种关系，最后就不仅仅打断了法律，而且培养了我们的国民寻求制度外救济的习惯，也培养了他们越来越难缠的“性格”。
第五个问题，利益引诱：公民难缠的最终因素
最后，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一个话题是就是：公民之所以如此难缠，归根结底是就在于难缠背后有利益在。这也算是这个讲座的结语吧！这个问题我一点大家就明白，不需要再继续展开，所以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难缠的基本形式在官方看来就是闹事，或者就是闹。为什么人们要闹？因为闹当中存在着利益，甚至越闹越有利。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句话我前面提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一闹就解决。”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国情前提之下，在这样一种制度运行之下，在这样一种文化模范之下，在这样一种理念支配之下，一个人面对利益，不去闹、不去缠，那才是傻瓜！利益是争取出来的，不是别人拱手让给你或送给你的。为了更大的利益，既然一闹就解决，既然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闹、并且大闹呢？
所以，公民为什么难缠？因为在难缠中有利益在。虽然，并不是每个难缠的公民最后都获得了利益——有些人缠得倾家荡产，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但人们之所以难缠，总是和利益有关，或者能获得利益。前面这句话就是典型的总结。所以，难缠在我国已经是一个中性词。如何应对难缠？我认为，对于非法的难缠，只能根据法律进行规制、制止或取缔。而有对于那些合法的难缠，即人们之所以缠，原因是因为政党、政府、法院以及其他公权组织的违法所导致的难缠，或者是因为公民与法人之间，弱者与强者之间因为利益纠葛导致的难缠，对于这样的难缠，我们必须设法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在这方面，名古屋的地铁建筑案及其处理，对我们是个镜鉴。名古屋在建某条地铁的时候，其中一段距离市民居住区的建筑很近，市民认为会影响自己的建筑安全，要求要么把地铁坑道再往深挖，直到不影响地上公民的建筑安全为止，要么修改地铁线路。但是这样一来，成本便会大大增加，所以最后经过十多年的谈判、论证，市民终于胜诉了。还有日本成田机场附近的一些设施，就是为了和当局抗争而留下的，到现在还因为难缠的公民而拒不拆除，立在机场附近呢。但这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强大的政府什么事儿办不成？我给你数倍的补偿，利诱之下，谁不动心？这说明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将合法的难缠纳入公民权利保障的一般法律体系中。
其实，在我看来，公民难缠的问题，进一步讲是一种很有利于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重要资源，因为公民难缠，意味着他们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即使它仅仅是为了蝇头小利的难缠，也表明他们已经不是任人摆布的玩偶。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分关注公民难缠，并保障公民“缠的权利”，对法治和宪政而言，或许功莫大焉。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有机会我再专门讲解。无论如何，目前我国毕竟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甚至法治和宪政还和我们相距十分遥远，更甚至我们搞的许多东西，和法治、宪政背道而驰，如政治行为不被追究法律责任，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进行司法审查等等，所以法治还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但我相信在未来的20到30年之间，应该能够实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主和法治的。所以，这是法律人的黄金时代——既是老一代法律人的黄金时代，也是下一代法律人的黄金时代——只要我们在公民难缠的背后，升华制度的结构，以权利和责任塑造现代公民，相信难缠这样的所谓坏事，最终必然会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建构力量，而不是解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