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调到山东工作的第二年，正好山东省委宣传部请省内一些青年学者进行座谈，谈一些在各自领域里熟悉的问题。其中在谈到司法问题的时候，正好宣传部某位负责人也谈到司法状况。接着该部下属单位一位处长激烈地抨击司法腐败现象，同时对为人民服务理念的沦丧捶胸顿足。听到这种论述，我接着就谈了我的一个观点或一个问题，内容是什么？我说我国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其前提是我们执政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腐败，而执政党之所以出现腐败，原因在于我们所青睐的“服务论”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把“服务论”改成契约政治模式，契约政治理念，可能就完全不是这个情形。结果当时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做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陈光林先生（不是陈光标），他当场就批评我。他说：“谢老师，我们对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思，但你不能把‘服务论’也给反思掉、否定掉，否定‘服务论’，那可是要否定掉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呀。”他这一讲，宣传部某位先生马上附和。我则回应说，我不是要否定服务论里面所包含的美好的精神宗旨和愿望，而是要否定服务论可能存在的对形式合理性的背弃和技术不能。
“服务论”里面存在着一些很大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第一点，在理念上“服务论”不过是把以前的主仆关系给重新颠倒过来了，在理念上并没有颠覆主仆分析范式本身。以前我们把当官的都称为“官老爷”，比如说我们蒋老师是领导，是当官的，那他就是官老爷，就是主，我是他的一个下属，就是从，所以他是主人，我是仆人，以前我们就强调这种官主民仆。但现在我们倒过来了，成为所谓“民主官仆”，这似乎是很好的。这个理念来自谁呢？我最近查阅有关的资料，才发现这个理念不是从共产党开始的，而是从大名鼎鼎的、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开始的，是他把以前的那种主仆关系在理念上给颠倒过来了。但是，颠倒过来了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实现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呢？事实证明未必。这样一种主仆关系的颠倒，我认为，事实上它没有把现代社会官民之间的关系，当作一种相互流动的社会事实考量。如今天我们蒋老师可能是个官，是个领导，而明天呢？明天有可能通过选民的选举，他被选下来了，他就不再是馆，而是民。今天他可能作为“仆人”，要为那些“主人”、要为那些公民服务，明天他可能要求让其他的仆人为自己服务。事实上，现代的“主仆”关系是一种流动的关系。所以，以这样一种颠倒了的关系来描绘我们的政治关系，不过在事实上是固化了我们这样既有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唯一的变化是改换了名称而已。正因为如此，这样一种颠倒表面上是一个本质上的变革，实质上则换汤不换药。它或许能表明一种报复正义——劳苦大众曾经给官僚们做过那么久的仆人，今天老子翻身了，我们要做主人了，要把你们压在身下了！它或许表达了人们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期望，表达了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和变革精神，但是，他们又逃脱“主仆”范式这种关系模型的窠臼。一旦“仆人”坐大，欺负主人，“主人”也没有任何妙招来对付，反倒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这是“服务论”值得反思的第一点。也是招致公民难缠的重要因素。
第二点，和前面提到的问题紧密相关，“服务论”的制度效应，是把这样一种所谓的“主仆关系”，重新按身份化原理给安排和处理了。大家知道，梅因在谈到古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的重大区别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一句话：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运动，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保有持久的、热烈的兴趣。然而，“服务论”在事实上把既有的主仆身份关系给颠倒后，在理念上依然维持了把身份关系固化的格局。这样一种身份关系的固化，如果真正能够使“仆人”永远为“主人”做服务，那也未尝不好。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一种身份关系的固化，最后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可能是：所谓的“仆人”永远是“仆人”，“官人”永远是“官人”，而“主人”永远是“主人”，从而助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宿命观念。现在大家如果到基层去看看，县长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无论如何都会在那个县里或相邻地方的各个单位，都是掌权者。某省一位退休书记家庭，被公称为“书记家庭”——自己、老婆、儿子、女儿、女婿都是各部门、各地方的书记，大权独揽，“主人”只有羡慕嫉妒恨了！而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即使北大毕业了，要到某个县上去谋个好些的差事，还相当困难，你就只能先在“下面”混着去。
有这样一位年届四十的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他在某一个区里工作。博士毕业前，他是派出所的副所长，博士毕业后，市里终于要给他“安排”一下、重用一下了，但还是叫他做某个派出所的所长。他是那个区里公务员中唯一的一位博士，也是那个市里为数不多的几位博士，不安排一个派出所所长也太不像话了。但大家都知道，他的管理水平、他的专业能力、他的敬业精神实在了得！那个区里发生的大案要案的侦破，他都要参与研究，或者都和他有一定关系，尤其这几年发生的，都要请他去参与。就这样一位杰出的高学历人员，因为在当地没有“靠山”，没有更高的“仆人”帮衬——他的祖先、亲戚里没有更高的“仆人”，自己也就只能到目前为止，做一个派出所所长了。我刚才讲，他的年龄也不小了，今年也41岁了。将来最多就能做到一个区公安局的副局长，也就到此完事了。当然，对农家孩子来说，这还算是幸运的！这就是我国目前比较普遍的情形。总之，被颠倒的所谓“主仆关系”，不过是导致了一种新的身份关系的固化，它不但无法真正兑现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反之还可能还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结局。这种主仆关系或服务关系的实践反差，一有条件，必然会面对公民对它的难缠。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服务论”似乎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假设，那就是作为仆人的政府、官员是道德的，是高尚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代表”啊，它讲的就是这么个理。共产党天生是先进的代表，它的政府也自然是先进的代表。因为它的先进性，逻辑上就导致我们落后的“主人”们只能“被代表”。各位，网民们创造的“被代表”这个词，真是意味深长，很具有政治哲学的智慧。各位如果感兴趣，把每年流行的这些网络语言、特别是政治性网络语言进行归纳、总结，可以深深窥见我们社会的变迁和公民的心理。这里面实质上延续了我国古已有之的那个理念：“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然“仆人”是先进的、是高尚的、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么根据这些概念相对性的原理，那“主人”就是因为道德不足、高尚不够、先进性匮乏，才被先进的人们所“代表”的、所服务的。所以，前面论述的身份固化，在道德层面讲，就是道德高尚和道德一般的身份固化，就是先进和不太先进的身份固化，就是优越和不太优越的身份固化。大家说是不是？
但问题是，这种不证自明的假设能不能成立？事实上，实践的证明结果不是这样嘛，人们在实践中看见的，不但不是道德高尚的“仆人”们时刻把“主人”的甘苦挂在心上，反而“仆人”对“主人”的巧取豪夺、敲骨吸髓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时时上演、不断发生。所以，那种不是通过逻辑论证、事实证明，而只是拍脑袋形成的幻想式理念、或者说教义性陈词，一旦无法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反而经常在实践中被不断证伪，它对社会风气的破坏，对官场声誉的糟蹋，对人们道德自觉的打击与扼杀，更是无与伦比的。当“服务论”不能靠制度而丝丝入扣地落实，而只能在这种花里胡哨、不着边际的英明设想和谆谆教导中聊以自慰的时候，已经意味着“服务论”生命体征的严重衰微。但与此同时，当你在口号上、甚至理念上把政党、政府描绘得如此美好，而实践中其行为又那么不堪时，公民只能以难缠来对付你的高尚；以要求来应对你的服务；以利益来应对你的说教。这是服务论的第三点问题。
第四点，这样一种“服务论”的实践表现，在某些方面表现为“过度服务”，在某有些方面却表现为“规避服务”。“过度服务”的地方我们见到的很多。我在山东工作的时候，山东有一个地方叫莱芜市。我估计在座有一些同学是山东来的，都知道这座城市。莱芜市曾轰轰烈烈地搞了一个所谓的“依法治家”的经验，后来他们请我给他们论证，我说实在对不起，我去不了，再一个我反对所谓依法治家。我强调说家庭治理肯定有法律因素在当中，但是家庭是个依照法律进行自治的范畴——自治也需要法律，也需要权利，丈夫有他的权利，妻子有她的权利，儿女们有他们的权利。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自治的范畴，家庭治理中，如果没有这个家庭对政府的请求，则这个家庭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方，是政府不能随便出入的。而当地所搞的那个“依法治家”，恰恰是政府强迫搞的。怎么搞的呢？诸如家里怎么叠被子，家里面的炕盘在什么方位上（这也意味着家里人睡觉，朝什么方向睡都有政府的影子，哈哈）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政府指导、甚至包办的。可以说，这简直就是笑话。但我们的政府却乐此不疲，愿意这样“为人民服务”。那么，这种情形，是不是仅仅莱芜有？事实上，绝不仅仅他们！这些年，各地基层政府出面搞的所谓五星级文明户、九星级文明户、十星级文明户等等，表面上看上去是搞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多好呀！但实际上，政党、政府的大包大揽，直接的干预了村民们的自治权利。比如说河南某地，曾以政府的名义强行给每个农民家里面安装了非常漂亮的抽水马桶。可是后来，一阵风过后，那个市乡下的道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被挖出来扔掉的马桶，尤其是该市附近的村庄里，更到处扔的是瓷质马桶。为什么村民会这样、不领情？因为没水啊，你越俎代庖，给我安装抽水马桶有啥用？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此事。所以，这就是我们政府的“过度服务”——服务的如此积极，有时甚至不得不令人感激涕零。看到这样一种服务，如果不深究法律的人，不深究权利的人，只能得出政府多好呀、政党多好呀的结论！但是你稍微了解一下法律，只能得出这是种不当干预，“服务过度”。人们也只能以驴肝肺来对待你的“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