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种情形和我们的古人相比也远远不及。谈到这个地方，我就再次想起我那个老乡秦始皇。在有关秦始皇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有次有一个人要刺杀他，这个人是谁呢？是在座的山东人的老乡——荆轲。荆轲要刺杀秦始皇没刺杀成，但从此之后秦始皇就设防非常严格。有天晚上，秦始皇先生在书房披着衣服看书，看谁的书呢？在看一位结巴的书，那位结巴就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韩非。大家知道，他对韩非非常欣赏，他曾说：“寡人得与此人游，死无憾矣。”我如果能够和这个旷世奇才边走边聊天边游玩，那死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你看他对韩非多看重、甚至多崇拜呀！结果这次看书时，看着看着（当时的书是沉重的竹简），他实在是扛不住了，就睡着了。秦始皇这个人是非常勤奋的。史记上记载他：“昼断狱，夜理书，事无巨细皆决于上”，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胡耀邦。）他睡着后，披的衣服就掉到地上了。之后，他的卫兵替他把衣服给披上了，这一披把皇帝给惊醒了。惊醒之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当即命人把卫兵拉出去杀了——多绝情啊！可他的法律规定就是如此严格。大家会说这个卫兵的心肠多好呀！如此好心肠的人，你把他给杀掉，太暴戾了！恰好，电视剧中的这个情节本来就是为了渲染秦始皇的惨无人道的。可是，当我们再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时，就不难发现：卫兵的职责是什么呢？他就是保卫皇帝安全的啊。你现在不保卫我皇帝的安全，皇帝的衣服掉下来另有人来管理，你把衣服给皇帝披上尽管是好心，但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犯了僭越罪。因为你犯了僭越罪，所以就要把你杀掉。不仅如此，同时他还杀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就是专门伺候他起居饮食的那个人，他也给杀掉了。为什么要杀掉他呢？因为他渎职了。当然我们说这太严格了，太过分了、太暴戾了！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他的这种内容，仅仅从形式的视角考虑，从严格法治的角度看，还是有意义的。如在今天，像政府强令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这一类的越权行为，只要你越权了，你政府就应承担责任。凡是政府的失职行为，政府也同样要承担责任。这样严格要求，那政府再要为非作歹，它就必须要掂量掂量了，它也许再不敢这样搞了。但是现在不是如此，政府渎职了也没责任，它越权了照样没责任。既然如此，那政府就为了它的权威、甚至淫威，为了说明自己在社会上的能，为了说明它就是比你农民能，比你工人能，比你知识分子能，它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做出来。这就导致了权力的疯狂，刚才讲，权力疯狂的前提就是权力失约。大家或许要问，这种权力的疯狂，它和公民难缠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一种无制约、无规范、只寻求疯狂扩张、并借以树立权威的权力，面对难缠的公民，并且当他闹得危及权力声望和权威的时候，权力必然会出来给与安抚。而你不闹了，或者权力看你这个人也闹不出什么事来，他不妨多欺负你一下。所谓拣软的欺，或许就是这个意思？总之，遇到强硬的难缠公民，对不起，人家闹得如此凶，赶快给他一些利益，以安住他的口、收住他的手。权力失约只能导致权力弹性。正因为权力是弹性的，最后就导致一个结果，有些公民也就不会忌惮你权力，只要遇到不畏惧你权力的难缠人，就会把上访当作手段，就会拿着你的权力缠，就在你权力机关的门口天天静坐，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是我谈的制度设计与公民难缠在制度上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是制度设计中可能存在的责任推委机制。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当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制度设计不仅仅导致权力模糊、权力不明晰，而且贺与此紧密相关，导致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制度设计中存在责任推诿的可能。因此，即使在有些法律当中我们规定了一些责任内容，但是所谓责任可以推诿。比如说法官办案，尽管有些规定确立了法官办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但同时也为法官推诿错案责任创造了制度条件。那么，法官怎么办呢？大家知道，一个案子稍微复杂一点，法官会请示审判委员会，即便办了错案，最后由审判委员会负责，我具体法官不为出错负责。这样一来，本来由法官个人担责的，最后却导致因为审判委员会做的决定，谁也不为错案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做决定最后意味着有了错案，也没有责任。同样，如果某个法院觉得某个案情确系重大，即使我审判委员会我也做不了决定，不敢“负责”，就进一步请示政法委。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存在，这个主体是领导一切的，我们把它叫做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念一条语录，我估计蒋老师也念过，马老师也念过得：“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当我们的法院负责不了一个可能存在责任风险的案件的时候，咋办呢？他们就找政法委。同样，当我们的政府负责不了的时候，也是找党，由党最后拍板定案。这就同伊朗的霍梅尼、哈梅内伊，总是最后拍板定案，却不担任何责任。这种情形，表面上看上去维护了党的尊严，而实质上却真正地危害了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主体。大家看看是不是如此？现在的情形是稍微明白一点的人，每每把司法腐败归结来归结去，归结到其根本原因是党内腐败的问题，是党的领导体制腐败的问题。司法机关不能承担司法责任，你政法委既然干预了，法官、法院还承担什么责任呢？必须强调，所谓司法独立也罢、行政独立也罢，权力的独立绝不意味着仅仅是权力的独立，而且是责任的独立。但现在司法权力不能独立，它当然责任就不能独立了。我们一个谚语说得好：你不能“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你既不给我独立的权力，又想让我承担独立的责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最后当然只能把这个责任推诿到伟光正身上。
在座的各位同学、老师，估计绝大多数都是党员，马老肯定是党员，蒋老师更是党员，是多年的老资格的党员。我是无党派群众，所以说话可能就稍微地洒脱一点。我觉得这样一种制度，正如我方才提到的，表面上看上去，这种设计是维护了一个党的尊严、威望、但是，这种维护党的尊严的方式是典型的打肿脸来充胖子，是小孩子玩过过家的游戏。他只能最后严重地威胁伟光正的执政。为什么呢？因为你采取的不是法治、不是契约，没有契约，就没有信用，是不是如此？没有契约就不可能有信用，没有契约约定，人们就必然去争抢，中国古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慎到就讲：“今一兔走，百人逐之……”其原因何在呢？因“分未定也！”所有权关系在法律上没有确定，或没有所有权的契约关系。所以一个野兔在山里奔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去追赶。我小时候在地里剁高粱的时候，经常遇见这种情形：忽然遇到一只野兔在脚底下穿过去，大家都不剁高粱了，赶快去追那个野兔。那个时候人们吃肉很少，就更想得到那兔子。兔子有个特点，你在追它时一定要把它往山下赶，往山上赶肯定赶不上，因为兔子是后腿长前腿短，往上跑是它的优势，是人的劣势；往下跑是人的优势，兔子的劣势，跑着、跑着它就跑不动了，就可以把它顺利地抓住了，我就曾这样抓到过野兔子。为什么大家能够这样不顾一切地都去追一只野兔呢？因为它的所有权关系没定，我们没有有关它的契约，也就不会去文质彬彬，讲什么信用。如果有的话，那唯一一个契约就是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或者按照先占原则，一旦野兔被谁抓住，就归谁所有，也就是所有权关系因此确定了，契约因此诞生了。所以慎到又讲：“积兔满市，人不逐之”的原因，就在于“分已定矣”。市场上那么多兔子，大家都不去追赶，都不去围堵，都不去争抢，原因何在呢？就是所有权关系已经确定了嘛，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契约关系，我们的信用必然也就建立起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也就没有相关的信用关系。一个执政党无法根据契约建立这样的信用关系，最后那麻烦都是你的。虽然高高在上的权威是你的，但鸡毛蒜皮的麻烦也肯定是你的。这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尽管你皇帝是高高在上，但同时你也是每天如坐针毡、如履薄冰。这是我想谈的一个问题，即目前我国的制度设计当中，存在一种明显地可以推诿责任的制度，这样的一种制度，最后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你既然可以推诿责任，那么，从公民的角度来讲，就宁愿把事情闹的越大越好、缠的越乱越好。闹得、缠得你法院不敢承担，只好找党去。而党的爱好、或者没有明确契约责任者的爱好，则宁可息事宁人，绝不扩大事态。这样，不当的制度就培养着公民的难缠，相应地，公民难缠的事儿也就越来越多了。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严重的不计成本的问题。可以说，目前我们的制度是不讲成本的制度，是一种粗线条的、没有经过仔细入微的成本计较的制度。可以说，所有的制度，都应当是讲成本的。正像我刚才已经讲的，形式合理性的制度就是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但是看看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大到我们的所有权制度，小到我前面谈到的信访制度、申诉制度、权力模糊不明、无法制约的制度，以及责任可能推诿的制度等等，最后导致一个基本结果就是这些制度都是不讲效率的，都是不讲成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