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相情愿的实际离婚中，除了如放妻书所显示的“文书一般要载明归还妻子陪嫁之财”，“有的还要写明给予妻子一些补偿金或抚慰金”外{1}(P.59)，在清代的民间惯例中更有女方给予男方赡养金：
九江县民间习惯，每有因妻与其夫不睦，两相情愿合议离婚者，惟须请中说合，由妻给予夫赡养金若干，经其夫书立允许脱离字一纸，载明离异情由，及赡养金额数，交付其妻收执，以为合议离婚之证据，嗣后，双方即永久脱离关系，与裁判有同一之效力{14}(P.883)。
此例中的两个情节值得关注：“妻给予夫赡养金”和“夫书立允许脱离字一纸”。男方只有在获得了赡养金，才放妻子归宗，使其重获自由身，立书“以为合议离婚之证据”。此书可谓“放妻书”的翻版。实质上，无论哪一方接受补偿金或者赡养费都不影响和离的事实存在：夫妻不睦，两相情愿而合意离婚。
四、和离愈至后世愈益成为民间离婚的主要方式
和离作为一种独立的离婚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在实践生活中呈现截然相反的两种发展路径：对于皇室宗亲和官员的和离行为，则愈至后世愈不断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加以限制，如宋代实行宗室和离审查制，清代实行官员和离削去诰封制，[6]致使见诸史料的和离情况越来越少见。相反，对于民间的和离，国家则基本采取放任的态度，和离逐渐成为离婚当事人选择的主要方式。
就上层贵族社会而言，无论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对于特定主体，特别是官员和离的法律限制，其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限制官员的和离，以发挥其父母官的表率作用，达到禁止任意休妻的目的。一旦为官之后，男人在政治上的强大使其拥有了更多的支配能力，地位上升，更容易贵而弃妻。因此，只有限制官员的和离，才可能使官员真正做到“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汉书·宋弘传》），进而达到倡导良好的婚姻法文化和公共道德的目的。宋代从宗室阶层开始限制和离，把离婚当做一件不体面的事，不能随便谈离，司马光曾以此教训子孙：“夫妻以义合，义绝则离，今之士大夫有出妻者，众则非之，以为无行，故士大夫难之”{9}(P.595)。明清时期进一步把理学奉为官方哲学，在上层社会确实起到了节制欲念，强化贞操意识，限制离婚的作用。随着离婚耻辱感的强化，离婚往往意味着人生的失败，限制离婚的社会环境已经形成。再加上清代和离涉及到呈吏部削去诰封，官宦之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离婚的。更何况有纳妾制度可以弥补夫妻不和的空缺，官宦们也不会轻易地主动选择离婚。对于正妻来说，只要男方家庭能够保障自己衣食无忧，为自己提供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尊严，她们一般也不会主动选择离婚。因此，官员的和离事例，明清以后见诸史料的记载越来越少。
上层之家毕竟在整个社会中只占据极少部分，普通人家才是社会的主体，他们多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特别是寻常百姓的婚姻生活更不似士绅豪族那么复杂。一旦夫妻之间不和，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排遣、化解矛盾的情况下，也会求助于两愿离婚的方式解决问题。所以，和离逐渐成为民间离婚的主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