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和离条文的大语境看，和离与七出、义绝并列为三大离婚形式。

　　结合上下文的大语境来看，《唐律疏议·户婚》中的“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诸犯义绝者离之。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是一个大意群，包括了两层意思三种情况。

　　先谈两层意思，这是从离婚的刑事责任方面来讲。第一层意思是从“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到“诸犯义绝者离之”。这一层的意思重在强调：出妻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即妻子有七出情形或者婚姻中存在义绝的情况，否则，无辜出妻处以徒刑一年半。第二层的意思是指“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此层意思在于说明：如果夫妻由于彼此不和而离婚，即和离者，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再看三种情况，这是指离婚的三种形式。具体包括七出、义绝与和离三种允许离婚的情况，这是唐代限制任意离婚条件下的三类法定离婚。第一种情况是七出。“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即便有七出的条件，只要存在三不去的情形，亦不可以休妻，否则处以最高的杖刑，且“追还合”。当然，妻子犯奸和恶疾这两种七出的情况不包括在三不去之内。实质上，七出有着严格的限制和使用条件。第二种情况是义绝。“诸犯义绝者离之”。由于义绝是强制离婚的范畴，犯义绝该离而不离者，亦处徒刑一年，即“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有关义绝制度的理论基础、立法变化、司法实践和演进规律，笔者在《中国古代的义绝制度》一文中曾做了专题探究。{6}(P.149-160)第三种情况是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唐律疏议·户婚》对和离的解释为：“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对于夫妻不合，沈之奇亦有阐释：“不相和谐，止是情意不合，恩绝非义绝也。曰不坐者，听其离耳。”{5}(P.286)沈家本说得更明白：“情既已离，难强其合”。{7}(P.2177)既然如此，和离意味着只有当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协和而两愿离婚时，国家才不予以处罚。

　　综合上述分析，在唐代禁止无故离婚，惩治任意休妻的立法背景下，和离与七出、义绝一样，成为离婚的合法要件，一并构成中国古代法上的离婚形式。因此，和离并非七出、义绝离婚的附属，而是一项独立的立法。

　　二、学界并没有把和离视为无条件的、完全自由的两愿离婚

　　和离虽为独立的离婚形式，但并非无条件的、完全自由的两愿离婚，学界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并不存在范文所言“大多把‘和离’简单理解为不受任何限制的两愿离婚。”{1}(P.53)。由于和离从唐代载人律典之后，到清代制定《大清律例》，一直被继承下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因此，但凡研究中国婚姻史或家族制度史的学者，或多或少地都会论及和离。如陈顾远在《中国婚姻史》一书中谈到和离，认为“协议离婚，古已有其事”，“不问其原因如何，只须男女合意分离，即可离矣。”{8}(P.244)既然男女双方达成合意就可以离婚，那就意味着离婚是男女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所以陈先生称之为“协议离婚”。此处陈先生使用“协议”一词，只是表明离婚是夫妻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仅仅涉及意思表达上的一致，但并没有指称协议的条件，更没有直陈和离就是无条件、完全自由的两愿离婚。即使陈先生谈到：“不问其原因如何，只须男女合意分离，即可离矣”，那也是有着具体的语言环境。因为《周礼·地官·媒氏》有载：“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宋代郑锷注曰：“民有夫妻反目，至于仳离，已判而去，书之于版，记其离合之由也。”陈先生认为此注中的“夫妻反目，至于仳离”就是“不问其原因如何，只须男女合意分离，即可离矣”。其实，陈先生在《中国婚姻史》“婚姻之人为的消减—离婚问题”一目中明确谈到古代离婚、离异用语的区别及其与现代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