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治安对策来说，1999年8月制定了《有关为搜查犯罪而通信监听的法律（通信监听法）》，从此警察的“合法的”通信监听（窃听）就变成可能了。关于犯罪年龄的低龄化，2000年11月修订了《少年法》，确定了严厉惩治的方针。还有，1987年以后交通警察在全国上千个地方安装了汽车牌照自动读取装置（Ｎ系统）。该设备不仅拍摄汽车牌照而且还能拍摄司机和副司机。并且，随着1994年的《警察法》的修改，出现了生活安全警察。2001年以后生活安全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街头紧急通报系统（超级防犯灯），2002年以后设置了街头防犯摄像系统，并强烈要求各地方政府制定《生活安全条例》 [2]。
“安心地过安全的生活”是人类极其朴素的愿望[3]。在社会契约论的影响下被构想的立宪主义国家，确保“国民”的安全是国家本来的任务之一。这一点，翻开近代宪法、人权的书籍就能一目了然。例如，《美国独立宣言》（1976年7月）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是通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即，人民的安全（safety）的实现被认为是新政府的确立＝统治的目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宣言》接下来的的记述。“多年的暴虐和掠夺，……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里，“未来的安全”被记述为future security。
还有，《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8月）第２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不因时效而消灭的诸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更直截了当地确定了作为safety的“安全”是人的权利，而保护这些权利正是政府的目的。
森英树教授认为，关于《美国独立宣言》里的safety和security，前者的safety可以理解成“客观且现实的危险相对应的具体的安全”，后者的security可理解成把安全组织编制成“防备未来不安的安心系统”。森教授总揽法国近代宪法史和马克思的近代批判后进一步指出：“对应安全safety的是危险danger、risk，而对应安心security的是不安insecurity、insecure或威胁threat，对安全和安心可以进行类型化” [4]。
像森教授所说，客观的安全safety和主观的安心security是有微妙相差的概念。翻开近代宪法、人权书籍，可以发现安全和自由同样是人的权利，看上去它们之间好像并没有直接的紧张的关系。然而，像大石真教授所说“安全的时空是由多数人编织成的相互关系的秩序化来确保，所以公共秩序和安全可以成为侵害个人自由的正当化的根据[5]”。森教授还说“security作为统治、政府原则上的任务，是……以具体人物的‘安全’为基础构建的‘安心’系统，……若离开这一点，反而会变成依据薄弱的（有时政治性的、故意酿造出来的）‘不安’为理由，追求过剩的‘安心’和追求非合理的（对政治上的另有企图可能有效的）security体系”，从而打响对主观“安心”志向的警钟 [6]。同样大泽秀介教授也说，传统的safety权利通过维持治安的需要而出现的security权利之间的调整而变成形式化，是“人权保障历史上最应警惕的问题”。即，“为了取得微不足道的安心和安全利益，没有合理的依据而过度强调危险的恐惧和不安，莽撞地构建安全、安心体系，可能会导致牺牲到现在为止的人权保障的成果[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