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寄送公文为什么稽程重于徒一年才成主犯？

　　《职制律》卷第十（总第124条）之前一部分规定：“诸驿使无故，以书寄人行之及受寄者，徒一年。若致稽程，以行者为首，驿使为从。”按律，驿传信使把公文托别人代为递送，以及接受公文并为代送的人，双方构成共犯关系，属于不分首从都处徒刑一年的特殊共犯关系。但是，如果因此造成投送期限耽误，那么其共犯关系就可能有变化。即如果代投者耽误期限，满一定的天数，计罪在一年徒刑以上的，那就代投者变为主犯得全罪，原来的驿使反而成为从犯减一等。疏文对“若致稽程”作解释说：“谓行不充驿数，计程重于徒一年者，即以受书行者为首，驿使为从。”

　　问题在于，为什么代为投送者不按照耽误的日数计算刑罚，而是要计罪徒一年以上才变为主犯呢？此点疏文始终未作解释。其实，接受代送，并且还稽程的人，共有两项罪名：一项是如律文开头所说的“受寄行书”之罪，另一项罪名是“行书稽程”之罪。一人同时有两项以上罪名，《名例律》卷六（总第45条）专门规定说：“诸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等者，从一。”这是说，两项以上的犯罪同时被发觉，只选择其中重的一项处罚；如二项犯罪轻重等同的，那就选择其中一项处罚。现在，受寄者作为寄书驿使的共犯，已有徒刑一年的一项犯罪，假如第二项稽程的犯罪，计天数刑罚在一年以下或是一年的，那么，依“二罪俱发，以重者论”的办法，在刑罚相等情况下，他没有条件作为首犯。只有受寄者稽程的刑罚，也即是同时并发的第二项犯罪之刑罚超过一年，如达到一年半或二年的，那么作为首犯才有实际意义。也即是说，作为首犯加重一等，他的稽程刑罚必须要在他俩作为共犯所犯的一年徒刑以上，才有资格作为首犯，才具备区分首从的条件。如果进一步要问，稽程到什么程度才能有超过徒刑一年的结果？《职制律》同卷（总第123条）已规定说：“（稽程）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即是稽程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九十，五日杖一百，七日徒一年，九日徒一年半，十一日徒二年。就是说：“受寄”者稽程要达到九日以上，才能把自己弄成首犯。因为二罪俱发下，能达到比二人共犯处“徒一年”更重的刑罚，才可充当首犯。

　　四、问事打死无罪百姓为什么“依法”无罪？

　　《斗讼律》卷第二十一（总第309条）后半部分规定：“即威力使人殴击，而致死伤者，虽不下手，犹以威力为重罪，下手者减一等。”疏文对“威力使人”解释说：“威力使人者，谓或以官威，或恃势力之类，而使殴击他人。”疏文接着举例说：“甲是监临官，百姓无罪，唤问事以杖依法决罚致死，官人得杀人罪，问事不坐。若遣用他物、手足打杀，官人得威力杀人罪，问事下手者减一等科。”

　　这里，监临官处在“威力”的地位，专职司杖者称“问事”。例子对“威力”者与“问事”之间法律上的责任关系，给人留下了问事“依”什么“法”，致无罪人死亡而自己无罪责之疑问。其实，即使对有罪的人，唐代使用笞杖之刑，都有行杖之法。首先，所使用之杖，在材质、长短、粗细、光洁上都必须是合乎制式的刑杖。同时，在打击的部位、数额、回数、掌打之人数及缓予执行上都有制度。合乎规定的，称为“如法”或“依法”；违犯规定，不合乎要求的就称“不如法”或“违制”。例中，对无罪百姓行刑，整个是违法行为，监临官在举例所设定的两种情况下都要负罪责。而受命执行的“问事”，在监临官的命令下，如依照行杖之法去杖打那无罪百姓，他不对致死人的结果负责。而在例中设定的后一种情况下，问事就有了罪责。因为行刑之“问事”使用的“他物”与“手脚”都不是法定行刑之具，其行刑虽然出之于受命，但却不是“依法”，所以他要负“比主官减一等”之责任。这里的要害词“依法”是指《狱官令》中的行刑之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无罪百姓用刑属“依法”还是“违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