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后，中华文化遭遇空前破坏。因而，为恢弘中华正统，去除胡风夷气，《大明律》一改《唐律疏议》之做法，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确立了中华法在解决“化外人相犯”中的主导地位。以今人法律观点视之，此规定确立了中华法属地管辖力。清袭明制，在《大清会典事例》亦规定，“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如是观之，允许居澳葡人依其法律实施自治，岂不与《大明律》、《大清会典事例》等被奉为至高无上之国法相违背？明人张楷在《大明律集解附例·名例律》中，对“化外人”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化外人即外夷来降之人，及收捕夷寇，散处各地方者”。换言之，化外人包含三类人，其一为归化之人，其二为侵犯中华安宁而被擒获之人，其三为散处中华危及社会秩序之人。反观之，若为中华之友人，至少不危及中华安全、社会秩序之友善之人，其法律、风俗习惯、价值理念值得尊重，因而其同类相犯者，可不依中华法，而遵其“本俗法”。
如此，我们便可明了，允许居澳葡人依葡式法律实施自治，而不强制其适用中华法，本身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前提下，即明清政府并未将远来之葡人视为中华良好秩序之破坏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文明秩序有益的补充，因而，对其就应宽恕待之，包容其既有的风俗习惯与行事准则。毫无疑问，只有那些有着丰富礼仪教化的民族，才可能塑造出如此宽怀的法律文化。
（二）怀柔远人
史料文献中，明清政府官员下达给葡人的官文多现“柔远”二字，比如清康熙朝工部尚书杜臻巡视澳门时，曾提及“本朝弘柔远人之德，谓国家富有四海，何较太仓一粟，特与蠲免，夷亦感慕”。{16}卷2。这绝不是什么外交辞令，它构成了明清政府处理葡人事务的主要原则。
孔子为鲁哀公讲解修身治国之道时曾说道：“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对未开化之蛮夷，经由优待、绥靖之方法，比如赐予、和亲、通商、教化，使四方归附，最终实现“礼”的秩序。这实际上是从儒家仁爱思想中对友人之爱所延伸出来的一种外交观，并长久地影响了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秉承此思想，明清政府在商贸、司法及宗教各方面均给予葡人优待。商贸方面，对在澳登记之商船减免1/3关税；司法方面，给予澳门议事会自治权；宗教方面，允许居澳葡人自由信教。有时候，明清政府给予葡人之条件甚或优于中国商民，比如康熙时期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时，清朝采取禁止本国海商前往南洋贸易的措施，却仍是本着“怀柔远人”的方针，仍允许澳门葡人出海贸易。
在明清统治者看来，此等优待，必能使葡人友善中华，而不至破坏粤海业已形成之良好之社会秩序。同时，秩序维持之余，亦可彰显中华文化之春秋大义，以使其在内心深处真正感怀、认同中华文化道德，从而实现四方归附、共惠中国。
因而，明清政府澳门之治，虽在表面上表现为一种文化防御之策，但在深层里蕴含着同化之意。其实，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屹立千年、独傲世界的根本原因。文化从来就不是凭借武功得以永生，只有那些富含仁爱、和平内涵的文化，才是不死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