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文化初交汇
文化差异有时候往往会引发激烈冲突，甚至诉诸战争予以解决，比如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圣土冲突，就使整个欧洲陷入了“十字军东征”的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中葡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否也在葡萄牙人借居澳门之初，碰撞出激烈的火花、甚至激荡出一种崭新的文化呢？
答案是否定的。“澳门四百多年的立法和司法演进存在明显的双轨特征，即华人社会一条线，葡人社会一条线。二者虽偶相汇合，但基本保持平行。” {3}65于明清政府而言，澳门为皇帝有条件赐给外国蛮人使用的另类“蕃坊”，对葡萄牙人适用特殊规则调整，即建立自治组织依据其自身风俗习惯及法律来管理内部事务，这一特殊规则构成了早期澳门“华洋共处、分而治之”的历史事实，构建了中葡法文化初交汇的基本场景。
（一）分而治之
明清政府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这一点毋庸置疑。事实上，许多官员亦认同此观点，并提出许多具体的驱逐方案，最直接的莫过于俞大猷的用兵驱逐方案，“今与之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4}卷15 然而，即使是在倭寇盛行、战争频发的海禁、迁海时期，明清政府也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建城设官而县治之”{5}卷3的策略，对澳门直接行使主权，并赋予葡萄牙人一定的“自治权”，准许其建立自治组织管理其内部事务。
1．建城。就建城而言，明清政府首先扼澳门与香山县咽喉之地设置关闸，以“驭夷”于关闸之内。关闸初期隔5天开放一次，以为中葡商民交易。葡人虽可居住关闸之内，但擅自兴作是被禁止的，“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坏烂，准照旧式修葺。此后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兴一土一木，定行拆毁焚烧，仍加重罪”[7]。同关闸牌匾所著“畏威怀德”四字一样，明清政府“建城”之目的在于使葡人畏惧其声威，从而感怀其德惠。当然，葡萄牙人并未、也不可能感怀明清政府“建城”之举，更多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的是不便，只是碍于实力上的差异，而不得不服从于明清政府的管制。有时候，文化隔绝只须一堵围墙。“建城”举措下，中华文化在关闸之外，葡萄牙文化在关闸之内。这是一种半封闭式的文化自我保护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稳定而有序的中华文化免受蛮夷侵扰，从而影响粤海安宁。“建城”举措下，华夷交涉被固定在日常贸易、租务等行为方面，在统治者看来，贸易、租务属可控的行为范畴，并未触及一个社会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我们称之为法的文化的东西。
2．设官。明清政府制澳官员依其职责分为两类，一类监管商贸海关事宜，此类官员一般驻扎澳门；另一类则为主管一般民政与司法事务，也就是香山知县。至清朝，朝廷以澳门人口日众，华夷难处，遂于香山知县之下分设县丞，专责察理澳门民夷事务。至于民政司法方面，明清政府移用保甲制度治理澳门。澳门开埠之初，明政府即在澳门城内推行保甲制度，“近者，督抚萧陈继至，始将诸夷议立保甲，听海防同知与市舶提举约束”。{6}卷,69。清时，林则徐亦曾多次重申保甲制度应严格适用，“……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户编查”。{7}卷6。保甲制度以十户为一排，十排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由此而设立保长，负责辖区内的事务。保甲制度是传统中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对人口流动少、结构稳定的人群较为合适，而对流动性强、结构复杂的葡萄牙人来说，却难以适用，这引发其诸多不满。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因为葡萄牙人的不满而撤销，直至亚玛留出任澳门总督之前，明清政府在澳门区域内，“不论是对葡人还是华人，一体使用保甲管理制度，却是不争的事实”[8]。保长在处理黑奴偷窃、协调华夷冲突、确认房屋四至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些争议经保长之协调，最终并未走向司法诉讼，从这个角度看，保甲制度过滤掉部分因争议所可能引发的中葡法文化冲突。当然，因为与葡萄牙人的“私权自治”的法文化理念相冲突，保甲制度往往受到葡萄牙人的抵制，故执行之效果难以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