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治。1583年，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仿照欧洲中世纪城邦自治模式，选举产生两名普通法官、三名市政官和一名理事官，组成议事会实施内部自治。对葡萄牙人而言，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内实施内部自治，这既是一种利益自保，又是一种文化自保。
对明清政府而言，葡萄牙人自治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自保，所不同的是，前者所保护的是利比里亚文化，而后者则是中华礼教文化。给予葡萄牙人自治，经由怀柔手段体现对葡萄牙法律及风俗习惯之尊重，一方面可以尽量减少本国民众在华夷交涉中受葡国文化影响之可能，而另一方面则可直接管制自治首领从而实现对葡萄牙人的限制。由此观之，认可葡萄牙人的议事会自治，反倒是一种法文化自保的手段。为此，议事会成立的第二年，明政府便将议事会理事官视同唐代的蕃长，封其为“督理蚝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授其不入流的“二品”官衔，{8}14-15行使自行管理居澳葡人之权责及若干管理澳门中国商民之权力。但是，自治并不表示葡萄牙人拥有“治外法权”，若碰上葡人内部但危及澳门整体安定之纷争，明清官员便会适时地行使最终司法处分权。由今人法律观视之，给予葡萄牙人自治，只不过是明清政府在司法领域部分管辖权的让渡。
（二）偶相汇合
“建城”、“设官”、“自治”三种治澳政策，隔离人员往来于一墙之外，限制文化交流于体制之外，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防御！于法文化而言，其结局对双方是一致的，即葡萄牙人信服自己的法律、风俗与法庭，而华人则信服自己的礼仪、乡俗及县令。不过，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中葡文化“老死不相往来”，彼此没有发生任何联系。
1．天主教中国化及中国教徒葡萄牙化。按葡萄牙学者瓦雷的说法，葡萄牙人之所以居留澳门，与实现天主教东方保教权是分不开的。早期借居蚝镜澳之葡人，多数为耶稣会士，{9}他们将在澳传教视为己任。明清政府虽对葡萄牙人自行奉教不予禁绝，但却不许其引诱华人人教，并为此多次颁布严厉禁令，比如印光任在其《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中就规定，“其从前潜入夷教民人，并窜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报回籍”。{10}上卷官守篇
由于明清政府禁令加之华人对天主教所具有的陌生感，早期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开展得不是很顺利。耶稣会士开始反思传统的传教方法—“凡欲进教保守者，须葡萄牙化，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姓名，度葡国生活”{11}169—的恰当性，他们开始积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习俗，使传教事业趋于“中国化”。在利玛窦、罗明坚等坚持传教“中国化”的耶稣会士的努力下，澳门天主教开始盛行，许多华人—包括商贩、雇工、通事—冒死潜入澳门受礼入教。至十七世纪末，澳门人口约为20500人，天主教徒总数为19500人，这其中，华人天主教徒竟然多达18500人。{12}10
久而久之，部分华人教徒渐被夷化，或更名、变服人教，或娶葡女为妻而长子孙，或借资本营贸易，或为葡人工匠，或为兵役，又或往来居住于葡人之家，以葡式生活为炫耀之资。
他们果真弃华人文化而独尊天主教？其实不然。早期华人对天主教之信奉，主要原因不外乎如下：其一，葡萄牙传教士在宣讲宗教教义之时，同时亦对其施以小恩小惠，如物质上之诱惑，或疾病上之治疗；其二，为使其在商业竞争处于有利地位，改变信仰以为商业活动之敲门砖。或者说，其对天主教之信奉，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原因，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这也是至今闽粤一带将教徒人教谓之“吃教”或“吃洋教”的原因。华人人教并不意味着其在根本上动摇了对中华文化的信仰，对此龙思泰有一段经典的评价：“有若干中国人已信天主教。似乎主要是为了方便，而不是为了信仰。” {1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