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个别案件判决的妥当性与同类案件判决的协和性，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各方面都有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中国没能完善地解决，其他各国亦然。它们也采用了与中国相同的两个办法(由立法者增补法律、让司法者行使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也设立了初审和复核的机构和程序。就其结果而言，各国的成功率与中国的相差无几。其中欧陆诸国成文法虽多，其司法者与中国司法者所遭遇的问题大致相同。英美法系成文法不完备，所以强调已有的判决(“先例”)对于其后发生的同类案件有拘束力。这种做法似乎可以补立法之不足，但是先例的拘束力不是必然的。司法者不难在个案情节里找出若干与先例不同之处，因而拒绝其拘束。除了此一技巧之外，司法者也可以直率地指出先例的不合情理，或者说社会情势已经变迁，因而依据他自己所认定的“衡平”原则或新的情势，作成更“妥当”的判决。这种做法可以被各级司法者采用。当然，下级司法者不大会公然摒弃上级司法者所作的先例，但是上级，尤其是最高级的司法者，则无此顾忌，而可以依其观念以及对于前后情势的了解，自创新例。这种以新判否定旧判的情形，实际上往往有订立新法的效果，虽然与中国君主的做法有异，但是也会减损判决的协和性。
为了防止司法者滥用其自由裁量权，除了设立多层复核之制以外，中国自唐代开始，就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类刑罚以及各类之内的若干等级，作为司法者量刑的依据。但因过于简略，司法者往往需要在五刑之外，依照案情酌为增减。西方近来制订了一些判决指导准则，但其弊为过于繁杂琐细，如果勉强遵循，司法者几乎成了器械，所以他们都不加重视。由此可见，中外皆知应该给予司法者自由但又要加以限制，而如何求其间的平衡，甚为不易。
八、如何兼顾判决的妥当性、协和性和追求社会的理想
司法者为了使其判决能妥当且协和，可能会遭遇到上述种种困难。如果他要进而追求社会的理想，想来必定更是难上加难了。然而，追求社会理想是司法的最终目标，是司法者不可逃避的责任。此外还有一点，是一般未作深思之人难以知晓的：追寻此一目标，正是解决上述种种困难的最佳途径。
为什么？因为在理论上，司法的三个目标是互相关联、依附的。如果个案判决能与社会的理想相符，它们应该都是互相协和的，而且还可以妥当地保障并促进当事人广大、长远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如何使一般的司法者能够做出这样的判决，并且使社会大众都能看出这种判决之间的协和性，似乎很是不易。但是如能仔细想想，就可发现其实并不困难。只要司法者在作判之时不仅追寻其判决之妥当，以及它与同类判决的协和，还能够将社会的理想加入他的考虑之中，作为其判决的终极指导就行了。上述孔子处理的两个案件，就是这么做的。西方近代有许多由于种族、性别、信仰等等的歧视而生的案件，最初的判决大多拘泥于当时偏颇的条文，近来司法者在深究社会广大、长远的理想之后，往往推翻前判，解决了此后这些案件的判决应该如何求妥当和求协和的问题。这种做法与孔子所为是一脉相通的。
总之，古今中外的司法制度都在寻求判决的协和性和妥当性，但是都未能得到所期的后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司法者大多只关注这两个近端目标，而忽视了追求社会理想的终极目标。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司法者没有认清社会理想的能力或意愿，也不能精诚无私地去追求它。人们对此心中不满，所以臆想出了黑面三眼的包公和蒙眼持秤的女神，作为理想的司法者的图像和标志，但是都不甚确当，已如前述。
九、合乎情理的优良司法者
司法者都是人，不可能具有神性或异禀。当然，有的司法者比较好，有的比较差。一个好的司法者应该是怎样的人？我们可以有三点合理的期望。
第一，他要了解自己，坦认他只是一个常人，有七情六欲，有好恶偏见，所以要努力反省并克制，以免被那些因素所掌控；要虚怀若谷，不对所处理之事预设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