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除了法家之外，其他各家均将法看作是许多规范之一，是一种低阶的、划定行为最低标准的规范，大多用来处理明显破坏社会安宁秩序之事。但是到了后代，法律愈来愈多愈细，人们希望用法去处理许多远为复杂而并非黑白分明之事，因而不仅在实践上扩大了法的适用，并且在理论上提高了它的地位。晋武帝时明法椽张斐说：“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庆，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铨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毫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此话曲折而不易解。他说法律不可以“一体守”。这似乎近于法家以外各家的见解——法为政治权威所立，是不周全、不完善的。依此见解，司法者不可呆板地依法决事，凡遇到法无明文或虽有明文但不确切之事，司法者应该可以引用道德等高阶规范，仔细斟酌情理，比较轻重而加以处理。然而这不是张斐之意。他并不认为法律不周不妥。相反地，他认为，在他那时候，法律已进化极多，其内涵已隐藏了深奥的道理(“幽理之奥”)，这个道理又是十分高远精妙(“精玄之妙”)。合起来看，他所说的幽奥精妙之“法”，大约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高深博大的“天理”，是可以适用于万事万物的最高规范。他将“法”与此“理”并提，可见他不认为法是不周不妥的。我想他的看法是：即使在粗看起来法无明文的情况下，也不能贸然引用法以外的规范，而应该细究法之深义，寻出它的幽理，考虑立法者的意志和社会的目的，在其精微之处仔细衡量，与同类事件详密比较。如果能够这么做，就必定可以得到妥当的判决。他虽然说这种做法似系“临时观衅”，但其根本依据是在已定之法，与前人搁置成法而求法外之善不同。他的主张与荀子的相近。荀子说“议法”以求“法”之精义，也有一点玄，将“法”说得很高妙。但是他认为，法与礼虽然都是“圣人之伪”，都有规矩似的功能，然而二者相比，礼生于法之前，也比法重要。张斐不谈礼，而将法说成幽奥之理，比荀子进一步地提高了法的地位，因而也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使没有明文规定之事也可以得到妥当的处理。此说的问题很明显：法既然可以当作高阶规范，那么就可能加以见仁见智的解释，而失去了“法”之为“法”的一种应有特质(确定性)，以致在适用于同类案件时，可能产生不同的判决，不能达成司法寻求的第二个目标(同类案件判决的协和)。

　　张斐此说支持了司法者应该用“法”来尽力寻求个案判决之“当”，与古人“议事以制”的做法相近，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特别是在惠帝时，因为他好干预司法，每于个案“事求曲当”，在法外求小善，所以尚书裴危页上书说：法律有限，所以有“临时议处”之事，但是习以为常，则会导致同类案件受到不同处理之虞，殊为不妥。司法长官三公尚书刘颂也作此说，并且评论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做法，“听言则美，论理则违。”所以夏、商、周三代圣君已经开始立法，“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因而他建议，司法者处理刑案应该严格遵守法律正文；如果法无明文，则依附名例律内所定之原则，如系正文及名例皆未涉及之事，就不予处分。如果中央法司的高层官员不同意基层司法者之判，可以加以批驳，但是驳词应该限于论释法律，不能以法律以外的理由，以求适合个案情势之宜。这些说法，表面上固然在批评“议事以制”的不当，但也间接地批评了张斐将法说成精玄奥妙、可以广泛适用的错误，而强调司法者应忠于律文，不可以推究常人难以见到的法之“幽理”，“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毫铢，考辈类于参伍”，而求“曲当”及“法外之善”。

　　东晋时主簿熊远将裴危页等人的意见表达得更清楚。他说：“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按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此说将法与其他用以求善的高妙规范(如礼)加以区别。所谓“矫割物情”而成法，就是说立法者将人们的行为依其主要的情态，纳入几个大类而加以规范。司法者遇到可以归入某一大类之事，便强制地遵照某一法条予以处理，对于该事的若干特殊细节不予理会。这便是所谓“粗术”。此说指出法不是最妥善、精妙的规范，与张斐之见大异，但是它并没有贬低法的重要性，因为熊远又指出：司法者应该依法断事，如果不用此粗术，而事事寻求曲当，必然会“人立异议，以情坏法”，以致法开多门，使大致同类之事得到许多相异的判决。此一做法有何恶果？熊远没有细述。但是不难看出，如果一般人发现那些粗略明白的法律不足遵循，又难以领悟那些精妙深奥的高层规范或法之精义，因而对一种行为会有怎样的后果无从预料，他们不是不知所措，就是铤而走险，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熊远强调“法以闲非，而为常防”。引申其意，就是说法律树立了一个社会行为的最低标准，像是建筑了一道常设的水堤来防止一般人的不当行为。此说要求司法者以“粗术”判案，不可钻求法之隐义而扩大其适用，很明显地限制了张斐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