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古代寻求个案判决的妥当和社会理想的两个故事
现在我想举两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来说明以上诸点。《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在楚国时，叶地之宰向他夸称，在其治下有“直躬”者证实父亲偷羊之事。孔子驳道：“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乍然听来，这句话很是突兀。隐瞒他人的罪行，即使不算犯罪，至少也不能称之为率直。孔子显然有鉴于此，所以他只宛转地说“直在其中矣”。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大约他认为：在处理一个社会问题时，应该特别注重其后果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允许父子互相容隐，固然会增加发现事实的困难，但是奖励关系亲密之人互相举发，则将会使他们互相猜忌、疑惧，无法扶持依赖、分工合作，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亦将因此瓦解。而社会组织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有了它才能谈人生的其他目的。所以，维护这样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司法的终极目标。司法者固然应该辨明个案里的“直”与“不直”，但是更应顾全社会整体的和睦。只有在这个状态之中，“直”才有其意义。所谓“直在其中矣”，应该是这个意思。寻求这种目标，有深远意义。包含了“平”、“中”和“正”的“直”，和西方司法仅仅注目于个案最直接明显的“直”不同，不能蒙上眼睛，用一杆秤机械地做出决断，用一支剑粗暴地加以执行，而是必须以“天眼”来细细观察，才能琢磨出一个办法，不仅能解决个案问题，而且能顾及它对于社会的影响。
另一个故事见于《荀子·宥坐》。该篇记载了一件鲁国父子相讼之事，说当时孔子担任司寇，将二人监禁了三个月不加审理，后来父亲请求撤回告诉，孔子便释放了他俩。当时鲁国的执政季孙知道了很不高兴，说孔子骗了他，因为孔子曾对他说“治国必以孝”，现在可以杀一个不孝子以儆告世人，孔子竟将此人放掉了！孔子听了十分感慨，发了一大篇议论，大意说当时的执政者不仅没有好好教导、保护人民，往往自己乱法违纪，暴虐无道，人民感到迷惑而不知不觉地逐渐堕落以至于犯罪，执政者就以苛刑处罚他们。其实真正的罪过并不在民！
孔子对这个案件的处理，确实有点出人意外，其结果当然没能儆止不孝，而且因为只是父亲撤回告诉，恐怕其子所告的问题仍未解决。但是如果孔子正式审理此案，对于父子之间的谁是谁非，恐怕也不易断定，因为他会想到如果要寻求“平”、“中”和“正”，便不能只分析个案直接的情节，而要进一步考虑到它们的由来。父子或任何有亲密关系之人，在其长期交往之中必定有许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是外人所无法知悉和体会的，更不可能一一加以清厘并评价。中国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便因此故。如果勉强仅就目前的争点而径行判定两方的“直”与“不直”，恐怕仍有一方并不心服，而且一定会使父子之间的嫌隙格外加深，以致难以和谐相处。此一后果，不仅是他们一家的不幸，而且，如果此例一开，父子以及其他至亲之间都可以互相告讦，那么社会安宁便难维持，其后患将不堪设想。
孔子如此在个案中寻求有深远意义的“当”，似乎很不寻常，然而中国古代判案大多如此，因为直到春秋时期，政府还没有制定一套固定明确的判案准则，司法者都“议事以制”，将有关一案的各种因素(包括触发它的行为和当时的情势、之前的远近原由、其后可能的影响，以及所涉的各种规范)详加考虑，然后作成一个不仅可以解决个案争端，而且足以保全社会终极理想的妥善处理办法。
五、“议事以制”的困难和解决办法
这种做法说来很是动人，但是有许多问题。
第一，要做好“议事以制”，司法者必须能够对案情作敏锐、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对于法律条文、立法意旨和社会的理想能充分了解，并且能够不受外来的干扰，作成最妥当、最符合社会理想的决断。古代司法者恐怕未必都能像叔向所说那样充分地去“议”、去“制”。孔子是一个例外，所以他那两个非常的作为才被纪录下来。其后历代，只出了极少数几位像包公那样英明正直的司法者。由于社会不断发展，争议事件愈来愈多，司法者的工作愈来愈重，他们的时间和能力愈来愈不足。这种情势必须有无数的包公才能应付，但这是绝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