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没有明确、固定的准则可循而需要引用道德等高阶规范的情形下，因为后者大多是原则性的，十分简略，适用时需加仔细解释，所以做这种工作的人很可能见仁见智，所得之解释迥异。依据这些不同的解释而作的判决，必然会有差别，难以协和，因而使同类的案件受到不同的处理，使司法失去了可预期性和稳定性，不能指导人们将来的行为，寻求社会的理想。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古人想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由立法者去做，另一个由司法者去做。立法者所做的是增设条文，使法律愈来愈周详、精密，因而减少解释的必要和适用的歧异。这既可以使个案的判决妥当，又可以增加同类案件判决的协和。这种做法起源很早。最著名的例子是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一事。其实此前周及诸侯各国已有许多法令，子产此举仅在表示政府将与人民共遵此一刑法。他的理由是，当时旧有的许多规范，如道德、礼乐等等，已因情势变迁而效能锐减，社会发生了重大动乱，他“不才”，没有能力去寻求至善的解决办法，只能为了“救世”而推行一些应急的措施。

　　自此之后，历代执政者都因“不才”，都为了“救世”而制定出许多法律作为判决的依据。一般民众更无远虑，只想对目前的问题求一个明快的解决，为以后的行为找一个确定的准则。因此中国自春秋之时起，便开始了一个增订法律、使其明确周全的长期过程。秦代之法已经“繁于秋荼”。汉初仅立约法三章，但是旋即迅速增多。此后各代大多曾有这样的消长。唐代之后，律文(基本的刑法)增损较少，但是其他种类的法令大致上一直在增加。清代以例补律，末期之例多至一千九百条左右。然而立法者无从预见一切可能发生之事而一一预为立法，所以法条再多，却永远不足。司法者常会陷入无法或无精确之法可用的困境，因而不能对个案作成妥当的判决，更不必说使同类案件的判决协和了。

　　古人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给予司法者一些自由，让他们去扩张法律的适用，以解决法之不足所引起的问题。司法者有了这种自由，便可以采取两个措施：一个是比较具体地将已有之法类推适用。荀子就曾建议，“有法者依法行，无法者以类举”。此议的第一部分明白易知。但是他接着指出，只知道机械地适用法条的人，即使记得的法条很多，由于法条终会有不足之时及不确之弊，所以这种人在处理实际案件时必定会慌乱失措。遇到这种情形，司法者应该怎么办？荀子说应该“以类举”。什么是“类”？如何去“举”？他说，许多事情都有相通之处，凡是细节相异而要旨相同之事，都可归入一“类”。如果同类事件之中，有一件已受法律规范，司法者可以分析(荀子称之为“议”)该法，将它的原理(他称之为法之“义”)演绎出来，适用于同类其他案件。能够这么“举类”引用，即使法无明文规定之事，也不致于被搁置而不能处理。荀子说的“议法”，与古人说的“议事”不同。他的办法限制了可“议”之“事”的范围(不及于争端所涉广大深远的前因后果)，但是扩充了可议之“法”的领域(将有限的法条适用于无明文规定而属同类之事)。司法者有了这一点自由，对于寻求判决的妥当与协和就比较容易了。其实这不是一种创见，《书经》里所提到的“上下比罪”的做法，便是为了解决法条不足的问题。荀子只是将其理由说明白而己。另一个运用司法自由的做法，比荀子的建议较为复杂难解。它是由晋代若干大臣们提出来的。他们之中，有的将法说得几乎与道德等相等，提升了法的规范位阶，主张其广泛适用，以求司法判决的妥当与协和；有的仍将法视为低阶规范，而主张其适用应该有限，但是为了弥补此一主张的缺失，又提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来保障司法判决的妥当与协和。因为这些说法对后代司法的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需要在此析述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