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 论
——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
陈安
【摘要】近10年来，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时起时伏地、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颇有“创新”，实则以史为鉴，透过历史的“照妖镜”，就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交往史实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压迫、掠夺的痛苦经历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同时，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史实及其中蕴含的法理原则也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是严重背离历史真实的。因此，善良的人们切勿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后果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现“居安而不思危”或“居危而不知危”的后果；切勿为美国霸权主义者“火中取栗”！
【关键词】“黄祸”论；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 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法理原则
【全文】
一、引言：“中国威胁”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虚构？还是真实？
当代“中国威胁”论的老祖宗就是当年的“黄祸”论，当年“黄祸”论的嫡系子孙就是当代的“中国威胁”论。它们究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还是别有用心、主观臆断、无中生有？
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已经争论了140多年。它不仅是历史性的问题，而且更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其新例证之一是：最近几年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中国海诸岛领土主权归属方面的争议逐渐“升温”，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大量史实证明西沙、南沙等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维护中国对这些群岛的主权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和平外交与睦邻友好政策，一贯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通过相关当事国双边的平等协商，逐一和平解决争议[1]。
但是，在亚洲地区攫取了霸权利益的美国，为了保持和扩大其既得霸权，虽远在太平洋彼岸，却极力插手太平洋此岸附近的上述问题，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唆使、怂恿和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国采取各种单边的极端手段，对抗中国提出的和平、合理建议，驱使它们为美国“火中取栗”！事实上，美国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有关各国的友好合作，它却又一次“贼喊捉贼”，大肆鼓噪“中国威胁”论。中国第一艘航母于2011年8月10日出海试航，美国高层人士和媒体又纷纷借题发挥，认为“中国航母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威慑周边国家，将来也可能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中国的航母能够，可能被用来威胁中国的邻国，美国盟国和朋友。航母能同中国其它军事能力一起被用来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紧接着，美国国防部又在其《201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再次全面渲染“中国威胁”论。
对此，中国舆论针锋相对的回应是：“现在，有人介入南海、东海问题，刺激海洋权益争夺加剧。中国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谋求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不当头也不做附庸，不惹谁也不怕谁，不损人利己也不会吞下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有人偏好‘中国威胁论’，实质是‘威胁中国论’。无中生有的‘中国威胁论’忽悠不了世界，居心叵测的‘威胁中国论’更吓唬不住中国。”[2]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美国国防部年复一年发表这样的报告，对中国正当、正常的国防建设指指点点，其中不乏夸大中国军事实力、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内容。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无益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发展有限的军事力量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任何国家都不必对此感到疑虑。”[3]
中国国防部的回应是：“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不针对任何国家。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军队发展和更新一些武器装备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世界各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通行做法。中国军队积极与外军开展交流合作，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美方的报告严重歪曲事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4]
紧接着，中国国务院于2011年9月6日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长达13000余字，全面地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坚定性，全面地批驳了“中国威胁论”的荒谬性。
美国某些人当今鼓噪的“中国威胁”论，其是非臧否，当然是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是，如果单纯地就现实看现实，就难以明了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如果不能深刻理解其本源和本质，就难免在认识上流于浅表和偏颇。反之，若能追本溯源，把现实问题与其历史渊源密切联系，加以综合研究，又从历史回到现实，加以综合剖析，就能够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知其底蕴，清醒头脑，从容应对。本文之作，就是力图沿此方向进行尝试，综合地探讨和剖析“中国威胁”论的古与今、点与面、表与里。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基于霸权主义的积习和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出于某种特殊需要，或者出于对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无知，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起劲地、反复地、时起时伏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不无“依据”，颇有“创新”，实则以史为鉴，就不难看出它面目依稀，似曾相识：它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借尸还魂”。换言之，当今美国霸权版的“中国威胁”论，实质上只不过是当年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的最新修订版或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主流事实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伎俩和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
二、“黄祸”论的本源和本质
“黄祸”（YellowPeril）论起源于19世纪，是主要针对中国、旨在宰割中国的理论。扩而大之，它又是以肤色为标志的、针对亚洲众多弱小民族的蔑视之称和种族主义谬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史学家海因茨·哥尔维策尔依据自己的深入研究和考证，把“黄祸”论定性为“一个帝国主义口号”，确认它是欧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经常“用作愚化和煽惑人民的工具，嗾使人干坏事的手段，或者是为自己辩护的借口。”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欧洲的旅行家、传教士、殖民主义者到过中国，写过一些论著，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宗教、经济、政治、文化、人种等作了描绘，其中虽不乏正面的评价和期待，但更多是负面的丑化和抨击。他们曾将蒙古人西征称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胡说中国这些黄皮肤、非基督教的异教徒们，一旦觉醒和再度强大，势必对欧美白种人带来新的祸害，即新“黄祸”。然而，学界一般认为，对“黄祸”论加以初步“论证”和鼓吹的始作俑者，是沙皇俄国统治时期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始宣扬“黄祸”论；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1893年《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使得“黄祸”论基本形成。这是“种族主义”的谬论。但是，最初关于“黄祸”的论述和后来的“黄祸”论的各色“变种”，虽然“一脉相承”，却又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色”。
（一）19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版“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经历过国势鼎盛时期，对全人类文明作过长期的、突出的贡献。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全球经济已逐步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一切和加强对外扩张的历史阶段，而处在亚洲远东地区的中国，其清代王朝昏庸腐败的统治者却昧于形势，仍然全面坚持其封建主义体制和闭关自守政策，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滞后，国势日益衰落。在“弱肉强食”的历史法则下，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争先恐后地觊觎、侵略、掠夺和瓜分的主要对象。继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击败中国清朝政府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迫使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同意割地、赔款、设“租界”、划“势力范围”等，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境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北部强邻沙皇俄国表现得特别贪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俄国沙皇政府“趁火打劫”，多次以武力威胁，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相继签订了1858年的中俄《爱珲条约》，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侵夺了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及其漫长的海岸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