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RossH.Munro）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10]。
1995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哈克特（JamesHackett）在《敢撄怒龙之逆鳞》一文中更是信口雌黄，主观臆断，并污蔑和挑衅说：“在苏联解体五年之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11]
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2]，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
1997年亨廷顿教授再次撰文《美国国家利益被侵蚀》[13]并重申，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敌人，以致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混乱，无法塑造国家认同。他质疑说：“身为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致力维护自由、民主、个人尊严，私有财产等原则，倘若根本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正在哪儿威胁着这些美国原则，那么，做一个美国人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何从说起呢？”紧接着，这个教授又告慰善良的美国人：幸亏有他这样一位“先知”已经及时发现“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显然，他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强调这种“特效药”足以治疗美国国内的政治混乱，从而塑造和强化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使一度精神空虚的“文明美国人”重新振作起来，活得更加“有意思”！
上世纪最后十年这一阵又一阵的反华喧嚣，确实布起层层迷雾，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美国人，误信真有新“黄祸”即将来临！
以上（一）、（二）、（三）所述史实，可以说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这130年间各代各色“黄祸”论的简略“家谱”或“族系”。它们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统治阶层及其御用学者用“白人中心主义”
种族歧视、宗教偏见和冷战思维长期杂交后，培养和产出的一代又一代怪胎和畸形儿。它们在旧中国的百年苦难期间、新中国建立之初、新中国立足初稳之时、中华民族复兴之际，都曾一再出现，如影随形，阴魂不散，不断欺骗全球公众，困扰侵害中国。它们的具体面貌虽不完全相同，却总是面目依稀，人们似曾相识；它们之间世代不灭不变的DNA，却一直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立论意图和实践后果，在全世界稍具历史常识的人民心目中，包括所有正直的欧美白人在内，都是心知肚明的：剥去外皮，历代各色“黄祸”论的本质和核心，即是“侵华有理”、“排华有理”、“反华有理”、“遏华有理”；而排华、反华和遏华，往往先导于和归宿于侵华！
遗憾的是，历史往往会重演---以大同小异的形式重演。尽管时序更新，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但由于对世界历史常识的无知或受狭隘私利的驱动，当代列强中某些当权的政客和军人依然常常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些历史事实，使得百余年之前即已诞生和臭名远扬的“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再一次“借尸还魂”，死而复生。其最新典型，就是当今美国最新修订版的“中国威胁”论。
（四）21世纪以来美国霸权修订版“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对其前辈的传承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霸权最新修订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主要体现在美国国防部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AnnualReporttoCon-gress：MilitaryPower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以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nitedState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每年一度的对华经贸《审议报告》之中。可以说，这是迄今11年来在美国出现的层次最高、频率最繁、影响最大的美国官方版“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它们是美国国会推动、美国国防部或特设委员会承办、美国高层智囊献策的“三结合”产物。
众所周知，美国国会中始终存在着一批“鹰派”反华议员，他们往往从极端的意识形态、狭隘的选区利益或个人的“灰色”私利出发，提出种种对华不友好甚至敌视中国的政策主张，并且利用手中掌握的拨款权力，在拨款法、授权法中塞入自己的私货。
《中国军力报告》最初就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③产生的。这部法律出笼后，美国国防部就有“法定”的义务，每年一次综合整理其通过一切手段（包括种种卑劣特务手段）收集到的中国军事情报，向美国国会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经国会议员们审议，才能获得美国财政部的国防军费拨款。
在中国军力的评估问题上，国防部的“部门利益”显而易见。前文提到，美苏冷战结束后，寻找明确的、实力强大的新“威胁”一直是某些“古怪的”美国人的惯性思维，当然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就是它多年来一直力图树立的新的重大安全“威胁”。同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相比，国防部官员总是更多地强调中国的“威胁”，有时国防部部长（例如前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本身就是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人物。
《中国军力报告》中最令中国人不能容忍的，就是其中每年都明目张胆地、粗暴地以特定专项和大量篇幅专门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破坏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军力报告》之所以能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政治思想影响力。从理论或法律角度看，这个报告只是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国会说明中国军事实力的状况，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任何约束力，美国政府的任何部门都没责任据此制定对华政策。但是，如果就此判断这个报告没有实际效用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人的惯性印象中，这个报告是以非常“客观、权威”的面目出现在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面前的，它已成为美国各界人士乃至国际社会一些亲美国家判断中国军事实力及军事意图的主要依据，这也是美国国会为首推动这个报告出台的初衷和本意。11年来的经验表明，每年的此项报告出台后，美国学术界、国会人士及政府官员在谈到对华政策时，经常引用《中国军力报告》中的内容支持自己的观点，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威胁”论的大合唱和大鼓噪。可见，这个报告虽不直接约束对华政策，却可通过提供“材料”来错误地影响人心和严重误导美国各界人士的对华判断。
在鼓吹渲染“中国威胁”方面，与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互相配合的另一种官方高层报告，是美国国会所属“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每年向国会提交的《审议报告》。设立这个委员会的依据是2001年的《国防安全授权法》。它是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由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国会领袖各指派6名智囊组成，分别来自商界、劳工界、政府机构和学术界。该委员会的宗旨是“追踪、调查并向国会报告美国和中国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国会要求该委员会评估对华经济政策是否危害或有助于美国国家安全，并且在此评估基础上，为美国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提出可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按照国会此项预设的既定指令，这种评估报告的结论是可想而知和不言而喻的[14]。与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一样，“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也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也切不可小觑其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低估其蛊惑人心和严重误导美国各界人士的实际作用。
前文提到，剥去外皮，140多年来历代各色“黄祸”论的本质和核心，即是鼓吹“侵华有理”、“排华有理”、“反华有理”、“遏华有理”；而鼓吹排华、反华和遏华，往往先导于和归宿于军事行动上的侵华！
对于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霸权最新修订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对于美国“鹰派”人士每年一度集中渲染“中国威胁”的《中国军力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审议报告》以及各种媒体的呼应鼓噪，也不能不作如是观察。
140多年来的史实表明：各代“黄祸”论最惯用的伎俩是“贼喊捉贼”，威胁者自称“被威胁”，加害人伪装成“受害人”，严重歪曲历史，完全背离历史的真实。如果进一步追溯两三千年来有案可查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及其法理原则，则更不难看出：当今美国霸权最新修订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更是严重歪曲历史，完全背离历史的真实。
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一）中国现行的对外开放国策是中国历史上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日益加强。顺应着这一历史趋向和时代潮流，中国从1978年12月以来坚定地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已取得显著的、重大的成就。
1993年3月，中国《宪法》作出新的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郑重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同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