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巴枯宁率先鼓吹的“黄祸”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笼的。为了美化俄国沙皇政府的侵华行径，鼓吹“侵华有理”，巴枯宁在1873年上述著作中凭空捏造，信口雌黄，硬说中国是“不可避免地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危险”。他深知当时俄国沙皇对四周邻国一向怀有贪得无厌的扩张野心，并且正在得寸进尺地用武力手段侵略和征服四邻，因此，他赤裸裸地向俄国沙皇献策：
既然要进行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中国十分富庶，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在各方面都比印度容易下手，因为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没有任何人和物的障碍。如果行，就走去把它拿来吧！
的确，利用已成为中国的慢性病的混乱和内战，就能在这个地区深入地推进征服事业，看来，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割出来……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近六亿居民，这些人口十分拥挤地居住在这个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阻挡不住的潮流，大批向外移民，有的去澳大利亚，有的横渡太平洋去加利福尼亚，最后，还有大批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会怎样呢？那时，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里海的整个西伯利亚边区，转眼之间就不再是俄国的了。
请想一想，……将来怎么能阻止大批中国人入侵呢？他们不仅会充斥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我们在中亚西亚的新领地，而且还会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之滨！
这就是简直不可避免地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他们人口众多，就这一点，就够可怕的了。……在中国腹地的居民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少得多，他们无比刚毅，悍勇好战，而且在导致千百万人死亡的连绵内战中养成了打仗的习惯。还必须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开始学会使用现代武器和采取欧式的训练，这是欧洲国家文明的精华和最新成就。只要把这种训练和掌握新式武器、新式战术，同中国人的原始野蛮、缺乏人道观念、缺乏爱自由的本能，习惯于奴隶般服从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被迫向外寻找出路的中国居民多得惊人，那末你就会懂得从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了！
简言之，巴枯宁在这几段向俄国沙皇献策的谬论中，其主要之点是：第一，中国是必然从东方“威胁”俄国的巨大危险；但是，第二，中国现在内忧不断，国力衰颓，软弱可欺，侵华容易得手，既可消除“威胁”，又可开疆拓土，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因此，第三，俄国应当“先下手为强”，趁机及早动手，从而“深入地推进”对华“征服事业”。
以欧洲文明人自诩的巴枯宁，其强盗逻辑论证得如此“坦率”，如此无耻，开了后世“黄祸”论的先河，也令世人大开眼界！
在巴枯宁之流“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迷雾和烟幕下，贪婪无厌的俄国沙皇果然在前述鲸吞中国领土约144万平方公里之后，又更加“深入地推进”对华“征服事业”：1881－1884年间，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以及5个《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92年沙俄派兵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14年沙俄又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通过鲸吞和蚕食，沙俄先后夺取和侵占了中国领土171万平方公里以上。这大片被夺的中国领土的面积，约相当于3个法国，或5个德国，或15个中国福建省。
历史开始证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乃是公开侵华的理论先导，公开侵华则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归宿。
（二）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帝国版“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19世纪90年代，欧美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华有理”的舆论，又进一步炮制了修订版的“黄祸”论，即当年的德国版“中国威胁”论。
相对于英、美、法、俄诸国而言，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形象地说，在列强举办的、以殖民地人民脂膏为美食的盛宴上，德国是稍为迟到的食客，因此显得特别争先恐后，特别饕餮贪婪，特别不择手段。当年德国外交大臣比洛的名言准确地表达了皇帝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II）的决心和行动准则，他公开宣称：“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争得阳光下的地盘。”[5]因此，除了非洲地区外，远东地区地大、物博、国弱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早就成了德国皇帝“志在必割”其一脔的“唐僧肉”。为了取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鼓吹“侵华有理”的“黄祸”论就以德国修订新版的形式问世，一度甚嚣尘上。威廉二世不但发动全国报刊大肆鼓噪新的“黄祸”即将来临，而且在1895年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草稿（德文：DieGelbeGefahr，英文：TheYellowPeril），让画家赫曼·克纳科弗斯（HermannKnackfuss）据以画成油画，送给沆瀣一气的俄国沙皇，以互相打气、互相勉励。
与此同时，又以此图为母本，制成版画，在德、俄两国大量印刷，广泛发行，“轰动一时”，为进一步公开侵华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此图的正式名称是威廉二世所题的“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VlkerEuropas，wahrteureheiligstenGüter）。在这幅画的中央，手持剑的人物是基督教天使长圣米迦勒，他与画中其他手持武器者代表欧洲的基督教徒，而在悬崖对面右后方的佛像与龙代表东方，主要是指中国黄种人。该图可谓“图文并茂”，其作画宗旨和综合语言显然是利用欧洲白种人的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号召所有的欧洲人应当在基督教天使长圣米迦勒的带领下，击败来自东方的佛与龙，保卫欧洲人的信仰与家园。在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的倡导、鼓励、支持和“秘密交易”下，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宣扬中国人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甚至胡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
在大规模地为侵华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之后不久，这位野心勃勃的德国皇帝就以“巨野教案”[6]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开始公开地、赤裸裸地军事侵华，于1897年11月命令德国驻远东地区的舰队司令率军攻占中国北部的重要门户山东胶州湾（包括青岛），并于1898年3月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允许德国在99年内对中国的北方门户胶州湾一带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并把整个山东省划定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的1900年，又是这位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德国皇帝，为首组织臭名远扬的“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侵略战争，在肆意烧、杀、抢掠、强奸之余，还迫使中国签订更严重、更全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勒索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赔款”，逼迫中国“削平”国防要塞炮台，同意列强在中国京城和多处战略要地长期驻军，全面控制清朝当局充当列强在华统治的代理人，使中国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这个立国数千年、对人类文明作过突出贡献的东方古国，彻底沦为丧失独立自主权的半殖民地，濒临彻底亡国的边缘。
这就是19世纪末的修订版“黄祸”论，即当年德国版“中国威胁”论的真实立论意图和具体实践后果。这种立论意图和实践后果，在全世界稍具历史常识的人民心目中，包括所有正直的欧美白人在内，都是记忆犹新的，特别是在深受其害的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更有切肤之痛，是世代难忘的。
历史再次证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乃是公开侵华的理论先导，公开侵华则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归宿。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正是这位鼎鼎大名、鼓吹“黄祸”论的德国皇帝，就是后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人们当然也不会忘记：正是这位德国皇帝鼓吹“白人至上”的“黄祸”论，在德国传统军国主义的孵化下，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德国盖世枭雄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论和“犹太人卑贱”论，而此人就是后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三）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美国霸权版“黄祸”论---“中国威胁”论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对华“趁火打劫”的不仅仅有俄国沙皇政府和德国皇帝政府。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列强侵华的“共同事业”中，不但不甘落后，而且“别出心裁”，颇有“创新”，其荦荦大者，诸如：
第一，1844年，以武力胁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其中第2条完全剥夺了中国政府的关税独立主权，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即应与美方商议并获得美方“批准”。事后，其他侵华列强纷纷效尤，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类似的条约条款。根据此类条约，中国政府关税税则的制定和修改，都必须完全符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并事先获得他们的首肯和批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被破坏无遗，国门洞开，国库收入毫无保障，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