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照会英、法、俄、日、意、德六国，首次提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倡议列强互换和分享侵华权益，以便协调步伐，进一步彻底瓜分整个中国。一方面，美国承认其他列强在华既得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可在其他列强在华一切“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享有贸易自由，享有与其他列强同等的低关税等一切权益。“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侵略中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美国侵华全面扩张政策的初熟征候。从此，美国在侵华过程中不再限于简单地追随英国等西方其他列强，而是“后来居上”，不断“创新”，加紧和扩大了全面侵华的步骤。此项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加速了次年的“八国联军”侵华。其后，随着美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此项政策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中得到重申、确认和强调，从而成为美国用来分享乃至排挤其他列强在华利益的有效手段[7]。
第三，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素以“民主典范”、“人权卫士”自诩的美国政府竟与暴戾专制的俄国沙皇、德国皇帝紧密勾结，大量派兵积极参与在华杀人越货、勒索赔款、瓜分中国和促使中国濒临亡国的残暴行径，留下极不光彩的历史纪录。
第四，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列强中的德、意、日三国战败，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元气大伤，唯独美国“一枝独秀”，它不但未遭战争重创，反而大发“战争横财”，国力猛增。时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不久，在1946－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和扩大其在华既得权益，直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出钱、给武器甚至派军队全面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动政府，进攻解放区，极力阻挠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49年10月，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苦斗终于挣脱殖民枷锁，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不仅为首组织对华全面经济封锁，而且发动侵朝战争，直逼中国边境，力图入侵立足未稳的中国，把它“扼杀在摇篮中”。与此同时，又派出强大的“第七舰队”，直接入侵中国的台湾海峡，极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分裂中国国土，造成两岸中国人的严重对立，以便从中渔利，一直延续至今。
在这一百多年的侵华过程中，配合着侵华的需要，论证“侵华有理”，美国高层的政客、军人、学者们一直不断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大力鼓吹美国版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诸如：
第一，19世纪中后期，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下，财尽民穷，民不聊生。美国矿山公司和铁路公司趁机从中国招募大量“廉价”的华工“苦力”，开发矿山，铺设横贯美国大陆东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CentralPacificRailroad）。华工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美国加州州长麦克道格尔（JohnMcDougall）曾于1851年称赞最能吃苦耐劳、安分守己、工资极低的华工，认为他们是加州接受的“最有价值的移民”。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美国加州经济开始一度衰败，失业白人增多，白人针对华人就业竞争的憎恨被当时继任州长约翰·比格勒（JohnBigler）政治化。他忘恩负义，“卸磨杀驴”，竟在1853年带头撰文，将美国低层白人的不幸归咎于为美国立下大功的众多华人苦力和建造铁路的10多万华人劳工，把他们作为替罪羊，鼓吹新的“黄祸”论。此后，在此类排华“黄祸”论的蛊惑和煽动下，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加州及美国西部地区频频发生白种工人集体凌辱、打劫和屠戮华工的血腥事件；在地方当局的纵容下，当地白人种族主义暴徒甚至公开武装攻打华人住区“唐人街”，杀人、纵火、抢劫，无恶不作。
在这个过程中，公开为白人暴徒各种罪行辩护的美国政客和“学者”，纷纷摇唇鼓舌，分别从人种学、神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针对一个中心要害命题，进行貌似“科学”的荒谬“论证”：“白人是上帝创造的最优人种”，“黄种华人是上帝创造的最劣人种”；白人注定应当当主人，华人注定应当当奴仆；白人应予多方呵护，华人应予严格限制、排除和驱逐。1876年，美国国会两院指派议员组成联合特别委员会前往加州旧金山调查中国移民问题，召开多次“听证会”，并将百余人的“证词”汇辑成1200多页的特别《报告书》，其中充斥着大量与美国立国精神和宪法规定背道而驰的种族歧视、宗教偏见，充斥着大量丑化、污蔑、鄙视华工和侮辱华工人格的无稽之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882年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F.Miller）提交的《排华法案》（ActofExclusionofChinese）。米勒及其同伙主张排华的主要依据是：“美国政府认为，华工来到美国，危及（威胁到）美国某些地区的良好秩序”（法案前言）；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云云。
尽管当时也有若干正直的美国议员批评此项法案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但是此项荒谬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法案最终还是获得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和通过。
根据此项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美国长期严禁华人入境，严禁在美华人取得美国国籍，从而严重限制和剥夺他们应有的基本公民权利，其影响所及，实际上导致如下结果：禁止华人在美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民美国实现家庭团圆，禁止华人在政府就职，等等。这个赤裸裸的、以美国新版“黄祸”论为灵魂的种族歧视法案，竟然实施了61年，直到中国成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后（1943年）才被废除。在此之前，美国国会一直装聋作哑，从来没有承认此法与美国人津津乐道的基本立国原则和宪法规定背道而驰。
第二，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曾炒作过“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美国在联合国宣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当时的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则更进一步，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8]。
第三，1960年代中期，新中国在当时两大超级大国敌视、封锁、围堵、遏制、侵害下，经过苦斗，总算站稳了脚跟；并且纯为自卫，初步掌握了核子武器，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相应地，来自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再度大声鼓噪，甚嚣尘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avidDeanRusk）、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StrangeMcNamara）都亲自上阵，参加反华叫嚣，不遗余力。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P.Bundy）则更为积极。他以“历史学家”、“中共问题专家”和现任高官的三重身份，发表了以《美国和共产党中国》[9]为题的长篇讲演，信口开河，全面系统地论证“中国威胁论”。他用“世界警察”和“亚洲救世主”的腔调，诬称中国企图“征服亚洲”，是美国的“大敌”，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严重和最麻烦的问题”。关于威廉·邦迪的这篇“代表作”，下文还将进一步评析。
第四，著名的美国“冷战思维之父”和外交决策智囊人士乔治·凯南（G.F.Kennan），深谙某些“文明”美国人的思维逻辑。他在1984年概括总结其数十载外交生涯时就曾坦率地承认：
我们美国人这个倾向看来真古怪：时时刻刻都想在我们的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中心，从而把我们的一切麻烦都算它的账上。……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其结果几乎总是自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这个假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
当年这些“古怪”的美国人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这样一个“罪恶的中心”---苏联，借以在美国国内进行“同仇敌忾”的精神动员，蒙蔽美国人民盲目地支持美国当局称霸全球的一切行径。
1990－1991年间苏联解体以后，“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的这些“古怪”的美国人，急于寻找另一个新的“罪恶中心”来填补精神空虚，他们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这样一个假想敌和无辜“替身”---正在逐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中国。在1992－1997年间，“古怪”的高层美国人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特征的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