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1219年－1225年铁木真和1235年－1242年拔都的两度“西征”，都是早年漠北地区游牧部落蒙古人所为，都远在1271年蒙古人忽必烈在中国建立元朝之前数十年。然后，这部分蒙古人开始接受儒家理念的熏陶、又经历了约百年，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因此，含糊笼统地说“中国元朝派大军侵入欧洲造成黄祸”，云云，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实行“锁国”、“海禁”政策，上述优良传统曾经受到严重扭曲。但在中外经济交往互动的历史长河中，那只是短暂的小支流，挡不住上述历史主流的滚滚向前。
第二，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间，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高压、胁迫和操纵之下进行的，其原有的自发、朴素的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被彻底摧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法理”原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化和弱肉强食的“合法”化。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是举世公认的被威胁者、被侵略者，而包括美国在内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则是无庸置疑的威胁者、侵略者。
第三，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开始在新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促使中国历史上自发的、朴素的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开始进入自觉的、成熟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内外多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这个发展进程曾经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和严重干扰。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新中国遭受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封锁、威胁和欺凌，中国依然是被威胁者、被侵害者，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坚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既得利益的列强，则仍然是无庸置疑的威胁者、加害者。
中国人民经过将近30年艰苦卓绝的对外排除强权和对内拨乱反正，终于在1978年底以来的30多年间，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优良历史传统在更加自觉和真正成熟的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法理原则指导下，获得辉煌夺目的发扬光大。
一言以蔽之，从5000多年文明史中走来的中国人民，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赋予了这一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当今中国奉行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法理原则指导下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是中国数千年优良历史传统的传承和发扬，而且是中国30年来和平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近30年来东亚相对安宁的国际和平环境，就不可能有中国近30年来的和平崛起。今后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也绝对需要一个在各国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法理原则指导下的、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这是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乃至全球人类的共同期待，也是最浅显易懂、不说自明的政治常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似乎会倒退，倒退了27年，一如美国“冷战思维之父”凯南（G.F.Kennan）早在1984年就坦率承认的那样，某些美国人有个“真古怪”的乖癖：“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便把美国的一切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总是自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这个假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22]如今，怪癖再次发作，他们终于再次如愿以偿地找到这样一个新的“罪恶的中心”---中国，借以在美国国内进行“同仇敌忾”的精神动员，蒙蔽美国人民盲目地支持当今美国当局穷兵黩武、称霸全球的一切行径。于是，形形色色、花样翻新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又纷纷出笼了，除前述每年一度美国官方抛出最高档次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之外，还有“中国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技术威胁”论、“中国粮食消费威胁”论、“中国食品出口威胁”论、“中国股票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间谍威胁”论、“中国留学生威胁”论，等等。似乎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众面临的一切苦恼都可以归因于中国：税收太高是因为政府必须扩充军备以平衡中国日益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全球变暖是因为中国工业发展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失业率高是因为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打跨了国内制造业；吃的东西不安全是因为中国出口的食品有农药残留，连狗生病了，都是因为中国出口的宠物食品含有毒素……其丰富的联想能力不能不让人“佩服”[23]。
人们不免回想起：大约45年前，时任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高官威廉·邦迪（WilliamP.Bundy）以《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为题，发表了长篇讲演，系统阐述“中国威胁论”[9]。他宣称：“毫无疑义，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严重和最麻烦的问题。美国认为，北京外交政策的目标以及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都十分尖锐地触及亚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触及亚洲以及全球亿万人的自由与生命问题。”他用“世界警察”和“亚洲救世主”的腔调，妄图证明，中国的目标是通过革命输出征服亚洲，而美国的目标是“维护”亚洲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帮助亚洲国家取得发展和进步”。因此，美国必须同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针锋相对”，美国“没什么选择余地，只能挺身抵抗，以坚定的态度对付共产党中国人。”邦迪这种谬论当即遭到中国《人民日报》一位“观察家”针锋相对的迎头痛击[24]：
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要问：美国在东太平洋，中国在西太平洋，两国相距何止万里，中国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一兵一卒，中国在美国的周围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怎么会使美国“没有什么选择余地”，非要同中国大干一场不可呢？……当邦迪站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学院的讲坛上高谈阔论的时候，又是哪个国家的飞机在越南的土地上丢下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哪个国家的几十万军队在越南的土地上，使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武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呢？双手沾满越南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想要摇身一变而成为亚洲人民的“救星”，这不是太难了吗？
45年后的今天，当年邦迪论证“中国威胁”的荒谬逻辑似乎仍在被美国高官、高层学者和高级媒体沿袭应用。相应地，中国“观察家”当年针对此类“中国威胁”谬论所作的犀利驳斥至今仍然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只不过如今应当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名取代上述话语中当年的“越南”国名罢了！人们不禁要问：不久之后，还将有哪些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会在“中国威胁”论的恫吓之下，有福“享受”美国恩赐的狂轰滥炸、大军入侵和血腥屠杀？
最近，中国唯一的一艘航母出海试航，又召来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学者和媒体一阵阵关于“中国威胁”的歇斯底里叫嚣。全球稍具普通常识的人都不禁要问：第一，美国现役航母达12艘之多，占全球各国现役航母总数的一半以上，这12艘“利维坦魔兽”（Leviathan）及其舰载飞机在全世界各地海洋中横冲直撞，多次侵入他国领海领空，狂轰滥炸，屠杀无辜平民妇幼；多次闯到他国“家门口”耀武扬威，展示“肌肉”，进行武力恫吓威胁，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中国作为百余年来深受其害、饱遭威胁的弱势国家，为保卫本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如今刚刚起步，开始有了唯一的一艘航母，却招来美国“中国威胁”论的新污蔑和新威胁，这难道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第二，中国人口众多，居世界首位；国土广袤，居世界第三位；海岸线漫长，居世界前列---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广袤的领土、如此漫长的海岸线，需要有包括航母在内的现代武器装备加以保护和保卫，这是不说自明的，难道还要遵照美国的指示，“说明为什么需要航母”？美国如今已经拥有12艘航母，它何曾向全世界人民逐一说明过“为什么需要航母？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航母？”第三，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前不久中国乃是上述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没有航母的国家，如今第一艘航母刚刚“呱呱坠地，初试啼声”，何以就令已有12艘航母的美国某些人一听到婴儿啼声就如闻当头霹雳，并引发歇斯底里，大叫受到“威胁”，这难道不正是说明威胁者开始受到反威胁的“威胁”和警告，不正是说明在全球各地到处威胁他国弱者、到处破坏和平稳定的美国某些人，开始稍有忌惮，不能再完全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么？对全球真正爱好和平稳定的人们来说，这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好事吗？
四、结束语：尊重历史，达成共识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19世纪70年代迄今140多年以来各种版本“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发展脉络、血缘传承及其实践后果的概况。只要认真对照两三千年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大量史实，全球一切正直和明智人士对“黄祸”论及其最新变种“中国威胁”论不难达成以下应有共识：
第一，“黄祸”论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论之一，各代“黄祸”论和其他种族歧视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大都声名狼藉，留下了极不光彩的历史纪录，其中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德国的盖世枭雄希特勒，都已盖棺定论，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