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想打破现阶段我国的罪刑一体化模式，将罪与刑分离。罪行，这是罪的主要特征。刑人，这是刑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有了罪行，我们就可以审判他，甚至可以缺席审判他，无需审判之时行为人是否存在。有了人，我们就可以刑罚他，前提是有了有罪的判决。当某种类型的犯罪，被确定为第一例时，在罪行这一阶段，我们的眼光往后看，要恢复发生的行为，考察这个行为是否符合罪这个实质特征。符合了，那么足够了，确定有罪，甚至可以确定罪名。接下来，进入量刑这个阶段，这是要找到法律根据的。需要限制被处罚人多长时间的人身自由！要使用多大的强度，才能有效的限制他的自由！这些都由制定法或者判例法进行规定。由于没有规定，我们肯定找不到，这样，关于第一例的刑罚，因为没有法律规定，从而被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刑罚，这是执行的问题，并不是理论的问题和逻辑的问题。或者这样说，在现实中否定了，并不能说明在理性中，也已经被否定了。所以判决的前半部分主要论述该种行为应该确定何种刑罚，如何刑罚。这一部分是立法，是为以后追究这样的行为作为范例。然后，再说明由于没有法律规定，本行为的罪名和刑罚，不得施加于本案的犯罪人。这样犯罪体系便开放了，无法不定罪不判刑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得到了有效的贯彻，也符合及时有效的打击犯罪行为的效率原则。同时需要说明，第一个犯某罪的行为人，虽然没有刑事责任，但也因此获得了道义责任，受到了伦理的谴责，这也可以在一个有效的范围内遏制犯罪。
行为导致责任，这是犯罪论的必要论题。什么行为导致了刑事责任？那么就是严重程度、超越自由和负义性，而前两者，是种差因此也包含在负义的内涵之中。严重程度应该在规范论中加以论证，侵犯自由应当在结果论中加以论证，而结果和规范，又都是超越行为以外的品行。因此，本人认为，如果我们最抽象犯罪行为，那么最主要的品行就是负义性，而其他品性则是解释负义行为的。因此，本人将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学说，称之为负义行为论。
2、行为的特征
所谓犯罪行为的特征，就是犯罪行为概念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其它行为的不同属性，或者说不同的特点。根据上文的犯罪行为的定义，本人认为犯罪行为，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1）负义性
负义性是指犯罪行为具有违背义务的特点。我们非常熟知的是不作为犯罪，行为人具有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但行为人并没有实施特定行为，因此，不作为是违反了义务。这在学理界是通说，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但是我现在说，作为犯罪，也是违反义务，是违反不特定义务。这肯定有人反对！其实，作为犯也是违反义务的，只不过他违反的是不作为的义务。因为，刑法条文一般将不作为犯规定为违反义务，所以给人一种误解，认为作为犯不具有违反义务特征。但是，这是表面的，经不起推敲。当一个人强奸她人的时候，你不认为他有尊重她人——性行为自由的义务吗？当一个人盗窃他人财物的时候，你不认为他有尊重物权对世属性的义务吗？物权的对世性，就是物权的义务人是不特定的。而针对物权，只要你是人，你就有尊重人家物权的义务。物权的对世性，他的反面，就是不具有物权的人，对物权具有不侵犯的义务。侵犯物权的典型就是侵犯所有物的行为，因此只要不是所有权人，侵犯所有权就是负义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盗窃、抢夺、损毁等行为。在实践过程中，法官在审查明知时，也不是审查被告人知道不知道行为违反法律，更不用去审查行为人知道不知道相应的刑律条款，只要他们知道，自己这么做不对，这就足够了。法律上的对，实际上就是有权利如此去做，或者说有道义去做。而不对，实际上是有义务不这样去做。这也就是说，实践中，我们所审查的明知，也只是知道义务而已。所以说，作为犯具有义务性，这在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不需要更多的逻辑说明。
那么，过失犯罪，需要不需要负义性呢？答案也是肯定的！需要！在“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的表述中，我们看到应当一词。而在法律术语上，应当恰恰表达的是义务，是行为人必须这样做的义务。当然，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违反义务。所以，没有预见，这是行为中的负义性特征。而在“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表述中，轻信能够避免，是表达负义性的词汇。那么这个词汇，又表达什么样的负义性呢？轻信能够避免是一个必然性的模态判断，这个模态判断，转换成另一个模态判断，也就是结果应当避免。而后一个模态判断，恰恰是一个义务规范。也就是说，对于行为人来说，有义务实施行为，不使结果发生。在此种逻辑下，便会得出下面一个三段论。前提：有义务不使结果, 发生。前提：轻信能够避免结果发生。结论：有义务不轻信能够避免。这样，轻信能够避免，实际上就是不应该，就是违反义务。所以说，过失犯罪，也同样具有负义性。
不作为犯罪与间接故意在负义性方面，也具有一些区别。不作为犯的义务，需要行为人作为。而间接故意的义务，既可能是作为，也可能是不作为。我国刑法忽略了不作为犯罪的独立品性，从而导致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不作犯都是间接故意。实际上，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间接故意也可以是作为的。比如甲开枪欲打一只野兔，在开枪前发现乙跑过来，甲并没有理会开了枪，结果导致乙被射杀。在这里面，甲是间接故意，但是我们决不能说他的开枪行为是不作为。因为在这个杀人过程中，他的义务是不作为的——别开枪。因此，他的作为形式就是犯罪。但是间接故意必须导致客观结果，才是犯罪，这是无异议的。而在交通肇事中，将受伤者移到偏僻地点，导致被害者死亡。这种间接故意犯罪中，我们决不能说转移行为是杀人行为，只能说不作为的抛弃行为是杀人行为。因为在这个杀人过程中，他的义务是作为的——抢救伤者。因此，他的不作为形式就是犯罪。由于我国没有规定不作为犯，这样，最终导致司法操作的难度。但是，假如我们考察义务，间接故意的作为和不作为形式，就会非常容易被证实，二者区别就会显而易见。
而对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为什么不是犯罪行为？负义行为论可以迎刃而解！因为这两种行为都不具有负义性，都是权利行为，因此他们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他们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有可能需要负刑事责任了。因为一个人行使权利行为的时候，也有一个注意义务，违背了注意义务，也是负义行为，所以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2）超越自由性
在这里，我们首先为自由定义，我们认为自由如果不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解读，自由就不是社会中真实的自由。因为哲学层面的自由，是没有制度保障的自由，只有法律秩序层面的自由，才是能够真实的体验到的公民的社会的自由。同时，法律制度又限制公民的自由，为其设定不自由的义务。权利被权力所制约，当权力过于限制权利时，公民的自由便被权力侵占了，掌权者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当普通社会的成员，在一定层面，获得了不受约束的自由时，此时的社会是民粹的，是不自由的。而在这个层面，其他人的自由，必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障，没有力量便没法保障自由。因此，我们更希望权力在受到相应制约的情况下，制约自由。而不希望放纵个人自由，因为个人自由的放纵，必然导致丛林规则。放纵个人自由的社会，就会使民众产生恐惧，他们根本无法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而一旦权力不受制约，他对于自由的迫害，也将变的不特定。这样，实际上，民众也不会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对自由的限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任何社会，无论他是黑的，还是白的，都是有秩序的，所谓盗亦有道。它的民众，都享有一个有限的自由。公民社会的公民们，也不会例外。任何国家的当权者，都享有一个有限的权力。不可能也无法做到，权力可以无休止的剥夺人们的自由。这就提醒当权者，刑要当其罪，不要利用手中攫取的或者僭越的那一点超越了自由边际效力的权力，去干预刑罚。也不要去搞什么严打，去搞什么运动执法，这都是严重侵犯自由的行为，是干预刑罚的行为。虽然现实法律不能制裁，但是最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你们最好是保持一种敬畏。
自由的限度在那里？自由如何定义？含义是什么？
自由是一个发展的观念，它的内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当权利和权力达到制衡时，这就是公民社会的自由。而我们追求的，恰恰是公民社会的自由。公民社会的自由，有很多层次。
首先，公民社会的自由，应为国家主权在民，人民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或者换一种说法，公民社会的自由秩序，是人民自己的，自己授权的人组织的。或者更具体一点，公民社会的自由的最高层面是政治自由。人民不受任何个人，任何政党的领导，更不是任何个人，任何组织的臣民，这样的人民才算是自由的人。人民的自由通过宪法来确定，通过宪政来保护。宪法虽然确定人民的自由，如果没有宪政来保护，那也是一纸空文。因此说，宪政是实现宪法的必要手段，没有宪政，就没有宪法的实现。没有宪法的实现，就等于没有宪法。通过立宪对人民自由的侵害，是对公民社会自由的最高层次的侵犯。只有妨害人民自由的，才应当受到处罚。但这种立宪是全民公决的除外，因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他们逃避了自由。不管他们选择自己是皇帝的臣民，还是选择自己永远是某个人或者某组织的附庸，但都是在说明，他们不愿意享受公民社会的自由。但是，对于僭越者，无论他是政党，还是个人，他都没有权利表白，人民臣服于他们。只有将自由还予人民，才能知道人民是否臣服于他。当我们看到，英国王储那庞大的婚礼之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已经超越了公民社会的自由。宪法对人民主权的剥夺，本身就是对公民社会自由的侵犯，这在最本质意义上，也是一种犯罪。只是这样的犯罪在内国法不能体现，而在国际法领域，这样的犯罪论讨论并没有展开。
因此说，君主立宪的国家，应该得到全民的公决。而且这种公决应该定期的表达，因为老公民可能逃避了自由，但是新公民，他们可能不逃避自由，况且老公民应该也有悔过逃避自由的自由。在我看来，没有大选的国家，根本就没有政治自由。人民主权不是人人主权，因此人民必须通过选举方式，将主权授予一部分人行使。这种授权，不可能得到人民中的人人的同意，因此大选是人们表达人民主权方式的最好方法。国家主权的体现方式很多，比如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再比如最高元首的归属权等等。国家主权的行使，也必须有一种制衡，这样的国家主权，才可能更好的保护权利，制约权力。而三权分立，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国家主权制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