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社会行为论是以目的行为论为基础的，这样目的行为论的不足，在这里其实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弥补。尤其是针对忘却犯等无目的的犯罪行为，社会行为论的解释更是苍白无力。
（四）人格行为论
人格行为论是日本学者团藤重光创立，得到德国学者阿特富·考夫曼的完善和发展。需要说明，在行为论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德国学者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其次是日本，这一点，中国学者是望尘莫及的。
人格行为论认为：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表现，是在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根据行为人的态度而实施的。行为既有生物学的基础，也有社会学的基础。前者意味着行为是人的身体动静，后这意味着行为是在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设施的，行为环境与人格环境和支配行为，而行为环境和人格环境受到社会的影响[4]。
团藤重光的人格行为论中的行为，是行为者人格主体性现实化的身体动静。其中的人格，是从各种各样的行为中推论出来的特定的人的主体特征。脱离行为的人格是没有的，脱离人格的行为也是没有的。行为虽是身体的动静，然而，如果受到主体的操纵，则其中必然存在心里的因素，如此心里的作用，未必仅限于明显的意识作用，有时也具有不明显的意识作用[5]。
这就说明人格行为论下的人格和行为，二者是抽象和具体的辩证。人格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在具体的行为中表露出来。而行为是具体的，所要表达的恰恰是抽象的行为者人格。这种有形和无形的论述，很难使我们正确把握什么是犯罪人格？什么是犯罪行为？如果仅是通过行为把握人格，那么这里面的人格，是否已经失去了方法论的意义？同时人格行为论下的行为，既是人格的外在表现，又是主观支配下的行为的具体表现。这样，就让我们无法理解什么是人格？什么是主观支配？既然行为和人格需要重复论证各自的正确性，那么势必导致行为和人格哪个为真，为本的逻辑依据。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人格行为论者坚持行为和人格的统一性，原因就在于，一旦将二者分别独立的加以理解，那么人格行为论就会将犯罪论增加更浓厚的刑法主观主义色彩。这也就是说，人格行为论，与刑法主观主义非常的近，细微的理论突破，就会将犯罪理论引向刑法主观主义。
（五）折衷行为论
传统观点认为，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和人格行为论是行为论中的四大并行理论。实际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在这四大行为理论之外，还有一种行为论，他们就是兼纳四大理论的折衷行为论。持这种行为论者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自己是另一种行为理论，但是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支撑了折衷主义立场。
在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都与周光权老师一样，认为折衷行为论具有和理性。他们认为：
“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各自看到了行为的一个侧面，各自摸到了行为这只‘大象’的‘一条腿’，因此，自有其道理，但也自有其不足。合理的行为理论应该是综合性的，需要承认行为的意思支配性、外部性及其社会意义。对此，考夫曼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应该将行为定义为：
“由意志控制（可归责于行为人），因果形成（在最广义意义下）之负责的、具有意义的实际事实。这个行为观念，不仅包括合法与违法、故意与过失、既遂与未遂、正犯与共犯的行为，并且除积极地作为之外，也包括不作为，亦即不为法律秩序为避免与法律相关的结果而有所期待的作为。”[6]
我们看到，折衷行为论者，虽然将行为的特征看得比较透彻，但是他们的概念，基本上是通过划分的方式确立起来的。众所周知，划分，并不是总结概念的内涵，只有定义才能更好地总结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在折衷主义者眼里，行为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实质问题，或者说根本问题，因此就不可能得出一个更上位的实质的行为概念的内涵。很显然，这种观点也是欠妥当的。如果行为概念没有实质，那么我们凭的是什么将他们划归在一个概念集合之内呢？到此，我们发现，折衷主义者实际上是法定主义。也就是说，法律规定某种行为是犯罪，那么我们便将他划归在行为集合之内。那么请问，还要刑法学家干什么？要知道，行为论是实质解释，必须超越法律，进行更抽象的总结，否则我们对行为的研究，就失去了学术上的意义。
到此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么你有没有更确切的行为论，用以指导并贯穿行为概念的始终。回答为有！我的行为论，是在试图反对黎宏教授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一文时，启发产生的。有了这个行为论，四要件理论便在不经意间，被否定了。这个行为论，它不但具有超强的解释力，可以解释各类行为，同时也具有指导犯罪论体系的作用。这个行为论，就是负义行为论。
二、负义行为论
随着人们对犯罪论体系的逐渐深入的研究，对行为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深化。由此而展开的行为理论的辩论，也将越来越激烈。本人在这里提出负义行为论学说，与各位刑法学者和爱好者学习和交流。
我们抽象刑法学里面的行为概念，这些行为都具有符合刑事法律规定的行为类型的特征，对于这一点学理通说为违法性。但是，行为违法性是行为无价值理论的切入点，当我们仅用违法解释犯罪时，势必有刑法学上的法条主义之嫌疑。同时以违反规范解释违法，又有重复论证的嫌疑。也就是说，作为法学家，我们解释违法，必须要超越法律，否则我们就会把自己自降为，立法者的解释着，立法者的附庸。而实际上，法学研究者不仅仅解释法律，还要引导立法，指导立法。在法理的面前，法学家实际上是站在立法者的上源。
当我们追究违反刑事规范为什么就是犯罪行为时，出现了两种解释方向，一个就是社会危害性；另一个就是法益的侵害性。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什么是危害社会？在广义上讲，就是危害行为。什么是危害行为？刑法规定的行为，这没有意义。在狭义上看，还得顺着危害行为，到社会中寻找被侵害的法益。而法益侵害说，无非是直接说到了危害说的终点。这就出现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不用侵害法益，为行为定义呢？很显然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一部分行为没有侵害法益，因此在狭义上讲，它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侵害法益只是刑法行为的一部分特征，主要是客观特征。而我们为行为定义，必须考虑行为的全过程，主客观的统一。同时一些行为，根本谈不上侵害法益，甚至连牵强附会的现实危险，也根本谈不上，但是他仍然受到处罚。比如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请问，怎么能说预备犯对法益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呢？但是，预备犯一旦被处罚，预备行为就是刑法意义上的行为。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规范违反性和法益侵害性，没有作为我们行为概念的属概念。行为概念的属概念需要主观特征，也需要客观特征，如何运用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将行为概念的主客观特征融合在一起呢？这是一个需要运用逻辑论证的过程，也需要对行为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察。
（一）行为通论
作为人的普通行为，首先他有行为者，其次他有行为形式。作为刑法上的行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可以通过刑法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定义中，推导出行为的特征。根据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刑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在这两个法定的定义里面，我们看到定义项有两个最明显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就是行为和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行为和危害社会的结果这两个概念中，故意犯罪中加入了判断联项——会发生，而使这两个概念成为一个判断——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过失犯罪，这个判断变成一个模态判断——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就说明，行为是与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相联系的。这样，他的逻辑进路是行为能导致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但是这两个判断都没有断定，结果已经发生。应该说，这是行为主观和其本身的特征。接下来我们看“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这两个判断。第一句判断实际上还是一个联言的复合判断，第一个肢判断是希望引导的，没有断定结果的发生；第二个肢判断是放任引导的，断定了结果的发生。“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很显然，断定了结果的发生。这里的结果，是一般意义的结果。
1、行为与结果的联结
危害社会的结果是什么？刨根问底，就会说是法益受到侵害。法益是什么？最保守的答案是：由法律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7]什么是利益？通俗地讲，利益是指有好处或者有好处[8]。而实际上，这种解释，仅是针对益而进行的，因为益这个字，本身就是好处或者有好处。好处是什么？我们不用再解释了吧！而实际上，好处或者有好处一词，也需要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很多看起来不是好处的，是不是法益？比如妇女，他没有被强奸，或者说什么也没有发生，难道他就有好处了？如果我们对一个妇女说，我没强奸你，这对你有好处，还算说得过去吗？假如说，不被强奸，是女人的好处，这简直就是滑稽了。如果我们说，妇女有性行为自由的权利，那么很显然，是合理的。这就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好处，需要结合权和利，解释好处或者有好处。那么利是什么？或者说权是什么？我们说，利和权可以有共同解释，就是权利！在一定角度，也可以解释为国家执政者或者说公务员的特别的权利，也就是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到了这里，法益概念，已经非常明确了。含有权利，也含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