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权利和好处又是在什么逻辑下结合起来的呢？我们认为，权利是一种自由，他表达的是既可以为，也可以不为。或者说，为与不为是自己的自由。在为与不为这个概念项下，还有一个特定化的行为，那就是得与不得。而得与不得，针对的是好处。也就是说，对于好处，你可以得，也可以不得。这就是行使针对狭义的利益的权利。也就是说，狭义利益，也可以用权利解释它。不能用实际占有解释他，如果实际占有是违法的，那么这种占有的好处就不是利益。否则，盗窃犯偷来的东西，也成了他的利益了。但是，如果我们将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解读为权利，很显然也不对。还是以上例为例，一个盗窃犯偷来了的赃物，如果另一个盗窃犯又偷了它，那么，怎么解释这里面的利益？如果说，第二个犯罪行为，侵犯了第一个盗窃犯的法益，很显然不对！说是权利，那就更滑稽！如果说，他还是侵犯原始受害者的权利或者说利益，那很显然，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因为第一次犯罪，已经改变了权利或者说利益的定格。
所以，我们还是要更深入的进行解释，我们还要找到，什么能统一权利、权力、好处、有好处这些看上去很好理解的名词。在解释权利的时候，其实不难理解，就是一个您行使和不行使的行为自由。但是，看到权力，他像是针对管人的人所拥有的，也就是只有管别人的，才算有权力。而管自己，那是权利。而对于权力，并不是你有自由行使和不行使。那么管人管什么？进行最抽象的表达，无非就是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管理义务。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就是你不履行义务时，需要有权力制约你。而你行使不行使权利，没人管你。但是，你行使权利，侵犯他人权利或者说权力，那么你也就需要权力来约束你了。人不利己，天诛地灭。什么是利己，就是自己要首先获得好处。也就是说，人在本性上，是追求好处的，而不是追求害处。所以说，人们无论是行使权利，还是违反义务，所要追求的，无非是自认为的好处，或者说对自己的助益性。这样利益一词，含义便明确了。它既包括权利，也包括权力，而且在权利和权力背后，隐藏的，是对个体或对群体的好处。权利与义务对应，权力是为了制约权利和义务的错误行使。权利是自由的动力，义务是自由的界限，权力是对自由的制衡。权利是针对民众的，普通人的。义务是针对权利而言的，是针对责任而言的，是普遍的人的。权力是拥有公共管理人的，是特殊人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权利、义务、权力，统辖了自由，并为自由设定了边际效力。看到这里，您可能意识到，我是在反对法益侵害说，也在反对权利侵害说。我们认为，犯罪行为，他在种差的角度来看，是超越了自由，包括个人的自由和自由的秩序。
但是超越自由还不能作为犯罪行为的实质解释论，因为超越自由的行为很多很多，只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如果这样，我们就与有把违法视为犯罪实质以及将社会危害性、法益侵害性解释为犯罪的实质，具有同样的偷换概念之嫌疑。而违法、危害社会和侵害法益，我们还可以做狭义的解释，解释为刑事违法或者说刑事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侵犯法益。当然，本人是反对这种通过广义和狭义的处理方式，区分民事上的，刑事上的，所谓的侵犯法益或者说危害社会行为。这样处理，实际上很容易使人混淆，也有将刑法学上升到一个必须懂得特定概念的圈子内去理解的嫌疑。这对于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返回来说，超越自由是很难作狭义的解释的，这也为我们以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处理方式，来解释犯罪行为，堵死了路。因此，我们必须另外寻找属概念，因为在这里，我们只找到了犯罪行为定义的一个种差概念而已。
2、行为与责任的联结
接下来，我们看到“明知……希望或者放任”、“应当预见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这样的主观方面的词汇。这样的词汇，反映行为的一种什么属性。本人认为，这些主观方面的特征，用一个最恰当的词表达，那就是行为自控性。笔者试图通过强调行为自控性符合，用来替换传统的主观要件。认为行为自控性是产生责任的根据。通过行为自控说，加强对故意和过失的筛别准确性，同时进一步说明罪过的轻重问题，从而进一步反应责任的的大小和刑罚的轻重问题。本人这种理路就是将罪过中的主观故意要件改造为积极自控要件，将主观过失要件改造为消极自控要件，从而强调刑法责难在伦理上的合理性，主观罪过与客观行为的共容性，找到一种证明罪过的实证主义的实用的方法论。行为自控性符合是指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可以控制自己犯罪行为能力的行为表征，其中包括积极自控性和消极自控性。
积极自控性与传统刑法理论上的主观故意相对应，他的特征是对犯罪结果具有期待值，包括全期待性和半期待性。所谓全期待就是对犯罪结果具有一个完整的期待值。所谓完整性，就是期待值不但包括知道的期待，还要包括控制行为中的意识因素的追求。也就是控制行为的因素也包含着期待，这个期待指引行为，去完成行为结果，这就是积极的追求。半期待与间接故意是相对应的概念，是指主观上知道，有时是期待结果的发生，有时是不排斥结果的发生。所谓的期待结果发生，是指只有主观上的期待，但没有期待控制的行为。但是在意志因素上，行为不包括意志的控制，也就是说犯罪行为缺少意志指引。所谓不排斥，就是听之任之；但是，如果行为人没有期待值，他就应该控制行为结果不发生。所以，一旦结果发生，恰恰就是这个不完整期待的结果。半期待由于期待的不完整，导致结果并不确定，所以在同质的犯罪上，罪过比全期待稍轻。半期待都具有不控制结果不发生的行为方式，而这个行为，是在行为者积极地自控下作出的，这样，半期待中存在积极的自控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理论上，将半期待行为确定为故意行为的范畴，这在逻辑上来看，应该说是妥当的。
消极自制性对犯罪结果不具有期待值，简称无期待。疏忽大意因为根本意识不到结果，对结果无意识，因此也就根本无期待。应当预见表达的是一种义务条款，也就是说行为人有应当预见的义务。或者换一种说法，行为人在法律上被要求有预见的义务。因此说，疏忽大意的行为，虽然不具有主观上的期待控制因素，但是疏忽大意之前，行为者有一种义务，就是不允许疏忽的义务。过于自信是主观上极端的相信自己，实际上行为人并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相信无结果的心理状态，因此行为人也就不会期待结果的发生。过失犯罪，因为在无期待下，导致了犯罪结果的发生，而实质上他如果没有心理上的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就会意识到结果的发生，因此就会积极的控制结果不发生。因此，他们都是消极的控制自己没有实行结果不发生的行为，因此统称为消极自控性。由于导致控制结果不发生的行为处于一种消极状态，最终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将他们归为过失犯罪，符合理论上要求。
3、行为人的责任
在我们考察了行为与结果的联结，行为与责任的联结之后，就会发现，行为、结果和责任，统一归结到行为人身上，使行为人产生刑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责任的一种。责任是分内应做的事，或者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9]法律责任主要是指后者，是指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这也就是说，刑事责任落实到行为人身上，是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那么是什么导致法律责任呢？是行为？还是行为人？我们的观点是行为，或者说主要是行为，行为人只是一个补充。也就是说，没有行为，就没有法律责任。那么，是什么行为导致法律责任呢？我们总结后发现，有四种行为，可以产生法律责任。首先，违反了法定义务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其次，违反了契约义务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再次，不当行使权利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最后，不当行使权力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法治环境中，为了保护所有人的有限自由，这样就需要行使权利和权力者，有义务注意是否恰当，有义务注意他人的权益，更有义务不侵犯他人的权益。因此，后两种情况，实际上是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这样，法律责任便可以完整的定义为违反义务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违反义务的行为，我们赋予他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负义行为。既然负义行为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前提，那么产生刑事责任的负义性，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二）刑法上的行为概念和特征
1、行为的概念
为犯罪行为下定义，首先要对一般意义上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的属概念行为下一个定义。因果行为论仅承认行为是身体的动和静，这里面身体的概念很含糊。像侮辱行为的行为人的声带的动，是不是行为？社会行为论者将行为理解为对社会外界发生影响的意志举止。很显然，意志一词也是比较含糊的，意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成为行为呢？所以，我们这里的行为吸收了这些行为概念的合理因素，是对社会发生影响的人的各类身体动静，其中包括各类语言。在属概念定义中，它具有几个表征性。首先是身体的动静，是行为的举止形式。所谓动，表现为积极的作为形式。所谓静，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形式。其次表现为表达，是行为的语言形式。所谓各类语言，就是通过身体的各类器官以及其他载体，表达出来的意志状态。这样，我们在犯罪行为的属概念定义中，将作为、不作为，直接行为、控制行为，普通行为、语言行为皆归入了行为的外延。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再通过种差，进一步限制犯罪行为的外延，使他的内涵，恰恰等于学理上犯罪行为的概念。上文我们已经为犯罪行为找到了属概念，这个属概念就是负义的行为。我们还找到一个种差特征，他就是超越自由。那么我们进一步合并概念，就会得出超越自由的负义行为。而超越自由的负义行为，并不一定都是犯罪，这样犯罪便有了一个严重程度。什么样的严重程度是犯罪呢？那就是应当承担承担刑事责任。所以犯罪行为的完整定义应该为：严重的超越自由的负义行为。
罪刑法定原则，就是将这个将严重程度，授予了法律进行规定。也就是说，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那么他就不够这个严重程度。法律，在我国，是指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我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没有看到判例与法具有同样的规范作用。判例是介于法与行为之间的一个中介，它既能规范当事人，也规范知道案例的所有的不特定的人。因此说，判例是无需制定的法。对于这一点，英美法系国家的认识是比较正确的。我国古代也是判例法机制，这就说明，我们的认识误区，仅是受大陆法系影响的现代中国而已。[10]因此我们认为，严重程度这个度，还是应该授予各级法院的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把握。给这个度授予各级法院之后，这样很多人就会担心，是不是会打破罪刑法定原则。是的，如果每一个法官，都有犯罪的实质定义解释的权利，这样，法律没有规定，包括以前没有案例支持的严重的侵犯自由的负义行为，都将被视为犯罪，都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也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更是我们不希望的。那么，本人为什么还要主张将这一权利给予法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