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钓鱼执法事件”中，行政机关的“线人”假扮胃痛的路人、挂吊水的病人、孕妇等主动拦截公民的车辆并要求搭乘。由于这些引诱行为超越了“通常的引诱标准”的限度，所以即便行政机关有合理理由怀疑被取证人具有违法意图，也仍然属于违法的暗中取证。
又如在上海工商部门“禁止传销志愿者”制度中，志愿者如果只是一般性地参加传销活动，不积极开展传销经营业务，就属于合法的暗中取证。一旦行政机关要求志愿者积极与传销组织、人员接触联络，采取诱导、怂恿、劝告等手段鼓励传销人员开展违法活动，并以此对其进行制裁，就超越了合法界限。
其三，公民属于犯罪嫌疑人的情形。犯罪嫌疑人表明公民不但具有违法意图，而且已经实施过类似的违法行为。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能否针对不特定人进行暗中取证。为了避免行政机关滥用引诱方式制造违法犯罪，应当仅允许在特殊情形下才允许采取针对不特定人的暗中取证。这种情形是指涉及重大法益、侦查取证极为困难的案件。该案件应属于不存在被害人的违法犯罪情形，包括毒品交易、伪造货币、军火交易、开设赌场等案件。这些案件由于没有特定的被害人，所以行政机关无法得知违法和犯罪事实，难以追寻违法犯罪证据，导致取证困难。[22]案件事关社会经济、公共安全、公序良俗，对社会的影响巨大。为了保护社会公益，应当例外地允许针对不特定人进行暗中取证，进而寻找出犯罪嫌疑人。
按照上文分析，在深圳社保局“暗访”事件中，社保局执法人员假扮患者引导医生看病，并以不核对医保卡为由，对医疗机构、医生进行处罚的做法就不属于合法的暗中取证。[23]这是因为，药品违规加价、违规多收参保人费用、虚开处方等违规行为尚未达到严重危及社会公益的程度，行政机关不得滥用暗中取证手段引诱公民违法、犯罪。
四、结语
不得自证己罪的法理从维护人性尊严的经验法则出发，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在今天已经演变为西方刑事司法和行政法领域的基本制度价值。由“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的行政调查和取证方式改革，为我国行政调查领域引入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提供了良好契机。《行政强制法》草案三次审议稿第24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查询企业的财务账簿、交易记录、业务往来等事项，不得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并应当保守所知悉的企业商业秘密。”这一条款体现出，立法在确保行政机关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同时，也试图兼顾对公民、企业不得自证己罪特权的保障。然而，这一条款在正式颁布实施的《行政强制法》中未能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