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犯与共犯的关系：违法连带性与责任个别性
（一）不同进路
共犯与消极身份犯的问题主要有：（1）甲教唆犯罪分子乙自行窝藏，乙照办。乙自行窝藏不构成窝藏罪，那么甲也无罪还是构成窝藏罪的教唆犯？（2）犯罪分子甲教唆乙窝藏自己，乙窝藏了甲。乙构成窝藏罪，那么甲构成窝藏罪的教唆犯还是作无罪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正确理解共犯（教唆犯、帮助犯）与正犯（实行犯）的关系。关于共犯与正犯的关系，有共犯独立性与共犯从属性之争。前者认为，共犯的成立不以实行者成立犯罪为前提；后者认为，共犯的成立须以实行者成立犯罪为前提。
在我国刑法学界，主张四要件体系的学者大多主张共犯二重性说，认为教唆犯在成立犯罪上既具有从属性又具有独立性{25}。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四要件理论与共犯二重性说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结论是肯定的。其一，四要件理论重视主客观的整体统一，认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是平面式、耦合式关系，一损俱损。将这种观念贯彻到共犯与正犯的关系中，便认为共犯二重性说“总体上贯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是二者的有机统一。而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从片面的客观主义或者主观主义立场出发，完全割裂了教唆犯罪行为主观与客观的内在联系，忽视或者否定教唆犯与实行犯的对立统一关系，顾此失彼，走两个极端，因而都是不妥当的”{26}。其二，四要件理论认为四个要件可以随意组合，但更重视主观要件。这种观念贯彻到共犯与正犯的关系中，便认为“构成教唆犯，从主观方面来说，只要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就够了，至于被教唆的人是否因其教唆而产生犯罪的故意，则不影响教唆犯的成立”{27}。由此可以看出，主张四要件体系的学者大多主张共犯二重性说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带有一定必然性，四要件体系与共犯二重性说具有观念上的暗合和逻辑上的勾连。
然而，共犯二重性说会如何处理前文案例？案例（1），甲教唆犯罪分子乙自行窝藏，是否构成窝藏罪的教唆犯？按照教唆犯二重性说，依从属性，由于乙自行窝藏不构成犯罪，所以教唆者甲也应无罪；依独立性，由于教唆犯具有独立性，所以教唆者甲也构成犯罪，不过是犯罪未遂而已。案例（2），犯罪分子甲教唆乙窝藏自己，是否构成窝藏罪的教唆犯？根据教唆犯二重性说，依从属性，由于乙窝藏甲构成犯罪，所以教唆者甲也构成犯罪；依独立性，单独来看，犯罪分子甲教唆他人窝藏自己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应无罪处理。这些似是而非的分析和结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当前，主张阶层式体系的学者大多主张共犯从属性说。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其一，阶层式体系在判断犯罪是否成立时，采取的是一种层层过滤的机制，先判断违法后判断责任。只有在法益被侵害的前提下，才会考察对行为人能否谴责。二者不是简单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关系，它们也无需“有机的统一”。如果将它们之间的阶层化关系视为一种主客观的“割裂”，那这种“割裂”也是必要的。毕竟，一次判断无法完成多项使命。因此，在共犯与正犯的关系上，主张阶层式体系的学者当然无需顾及主客观的“割裂”，更无需追求从属性与独立性的“有机统一”。其二，当今主张阶层式体系的学者大多坚持客观主义立场，认为犯罪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而非行为人具有危险性格。因此，在判断犯罪时，优先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
根据共犯从属性说，上述案例该如何解决？案例（1），甲教唆犯罪分子乙自行窝藏，是否构成窝藏罪的教唆犯？由于乙自行窝藏不构成犯罪，实行者无罪，那么教唆者甲也应做无罪处理。根据共犯从属性说，该问题很好解决。麻烦的是案例（2），犯罪分子甲教唆乙窝藏自己，对甲如何处理？乙窝藏甲构成窝藏罪，那么甲是否构成窝藏罪的教唆犯？对此，共犯从属性说便出现适用问题。
肯定说以共犯从属性为根据，认为被教唆者乙构成窝藏罪，那么教唆者甲当然成立窝藏罪的教唆犯。问题是，共犯从属性只是要求成立共犯必须以成立正犯为前提，但成立正犯并不必然就成立共犯。也即，成立正犯是成立共犯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乙构成窝藏罪并不意味着甲便构成教唆犯。否定说以共犯独立性为根据，认为犯人窝藏自己的实行行为不可罚，而教唆行为也是实行行为，因此也不可罚{28}。问题是，这种论证属于自说自话，何况共犯独立性说已基本失去市场。
目前，肯定说和否定说都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自己的理由根据。肯定说认为，犯人本身的窝藏行为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可罚，但是教唆他人犯窝藏罪的行为，则使他人陷入了犯罪，并不缺乏期待可能性，因此可罚。否定说认为，既然犯人自己实施窝藏罪的实行行为都没有期待可能性，那么实施更轻的教唆行为，也是没有期待可能性的{29}。可以看出，问题纠结在期待可能性的运用上。如何破解？期待可能性属于责任阻却事由，只有正确认识了违法和责任在共犯中的关系，才能全面解决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