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刑法没有类似日本刑法第65条的规定，所以无法通过对条文的解释来讨论这一问题，只能从身份犯与实行犯的关系上来分析。就真正身份犯而言，身份是构成犯罪的要素，被称为构成身份。而构成犯罪的两大支柱是违法和责任，因此构成身份代表违法要素或者责任要素。代表违法的身份，是指影响行为法益侵害性的身份；代表责任的身份，是指影响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的身份{22}。例如，贪污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就是一种违法要素。窝藏、包庇罪的主体是本犯之外的人，这种消极身份是一种责任要素。犯罪构成要件是违法要素和责任要素的类型化，而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便是实行行为。如果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某种身份，那么这种身份就是行为人能实施实行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正因如此，真正身份犯中的构成身份是就实行犯而言的，教唆犯、帮助犯无需具有构成身份。而间接正犯也属于正犯（实行犯），其实行行为性理论上已有多角度论证，在此不再赘述。既然间接正犯也是实行犯，那么也应当具有构成身份。如果认为间接正犯可以不具备构成身份，那就降低了间接正犯的角色地位，将其视同共犯，果真如此，那构成要件对实行行为类型化的机能便会丧失，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行为人要构成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也必须具备该罪的构成身份。基于此，上述案例中的A因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所以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间接正犯。那么，对A是否便应作无罪处理？如果真是这样，岂不等于向A提供了规避刑罚的机会。行文至此，问题似乎陷入困境。
我们可否转换视角，将A认定为挪用公款罪的教唆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共犯（教唆犯、帮助犯）而言，不要求具有真正身份犯中的身份。问题是，A构成教唆犯，而B又无罪，那实行犯在哪里？这便涉及对挪用公款罪实行行为的认识和对犯罪概念的理解。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其中，第三种行为方式的实行行为是擅自将公款脱离单位，也即“挪”的行为。争议产生在第一、二种行为方式。有观点认为，这两种方式的实行行为是“挪”和“用”，也即擅自将公款脱离单位和进行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如果挪而不用则不属于挪用公款{23}。这种观点导致的问题是：其一，挪用公款后进行非法活动另构成犯罪的，只能吸收在挪用公款罪里，不能实行并罚，这显然不妥。其二，事后使用者与挪用者便构成挪用公款罪承继的共同正犯。例如，甲将公款擅自挪出后，明知乙欲用于非法活动仍出借，乙后用于非法活动。乙和甲构成承继的共同正犯。由于乙在甲挪公款时并不知情，将乙视为共同犯罪，违反了责任主义。其三，将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其他使用者视为挪用公款罪的实行犯，与该罪的真正身份犯的性质不符。其四，将使用行为视为该罪的实行行为，则该罪的既遂标准便需是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实施得逞。这显然令人无法接受。因此可以认为，挪用公款罪三种行为方式的实行行为均是“挪”的行为，也即擅自将公款脱离单位，使用行为不是该罪的实行行为。
根据阶层式体系，符合构成要件并违法的行为是一种违法阶层意义上的“犯罪”，进而具备有责性，便是完整意义上的犯罪。就挪用公款罪而言，将公款擅自挪出单位意味着实施了该罪的实行行为，这便属于违法阶层意义上的“犯罪”也即“实行犯”；如果进而符合有责性，也即对挪出公款用于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存在故意，那么便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犯罪。前文例二中，A唆使B挪用公款，B便将公款挪出。B虽然对A的非法活动没有认识，但对挪用公款的事实本身有认识，此时，A与B在违法阶层便已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A是“教唆犯”,B是“实行犯”。进而在责任阶层，B对公款被用于非法活动不知情，缺乏有责性，最终不负刑事责任，但A对将公款用于非法活动存在故意，具备有责性，最终应负刑事责任，也即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教唆犯。
可以看出，根据阶层性犯罪概念，无身份者利用无故意的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虽然不能构成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但可以构成该罪的教唆犯，因为存在违法阶层意义上的“实行犯”。这种分析方案不仅有利于解决对无身份者被迫做无罪处理的尴尬，也有利于保证对无身份者做到罪刑相适应。例如，一般公民甲冒充警察，声称取证需要，让邮政工作人员乙开拆若干信件。甲因为不具有邮政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构成私自开拆邮件罪（刑法第253条）的间接正犯，只能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刑法第252条）的间接正犯论处）。然而，根据阶层性犯罪概念，在违法阶层，甲和乙构成私自开拆邮件罪的“共同犯罪”，甲是“教唆犯”，乙是“实行犯”；进而在责任阶层，乙因为缺乏私自开拆邮件罪的故意，因而不负刑事责任，而甲有犯此罪的故意，因而具备有责性，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教唆犯。甲一个行为同时触犯私自开拆邮件罪（教唆犯）和侵犯通信自由罪（间接正犯），择一重罪论处。如果对犯罪概念不进行阶层化理解，对甲只能选择以侵犯通信自由罪（间接正犯）论处。由于私自开拆邮件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两年，而侵犯通信自由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一年。这种结论便有可能不当地轻纵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