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减刑的重要性决定了应当对减刑实行司法控制。如前所述，减刑作为一项刑罚适用活动，是对刑罚执行的实质性变更，直接影响到刑罚目的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刑罚执行机关作为行刑事务的直接掌管者，罪犯的改造效果是衡量其工作效果和水平的最主要的标志，与减刑的适用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基于某些客观原因往往都会有多减刑的冲动，在事实上降低减刑条件的适用、滥用减刑，造成报应和一般预防刑罚目的的弱化。减刑直接关系到罪犯服刑期的长度，如同拘留和逮捕等涉及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一样，同样会对罪犯人身自由产生重大影响，如果适用不当，有可能使不应当减刑的罪犯因为减刑提前释放，也有可能使应当减刑的罪犯因为没有减刑而继续羁押，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样有必要实行司法控制。[4]减刑作为一项奖励措施，其激励作用的发挥也有待于减刑的正确适用，从确保减刑公正的角度出发，也需要对减刑实行司法化控制。综上，笔者认为，减刑的意义绝不亚于定罪量刑审判，完全有必要实行司法控制，进行司法化运作。
第二，减刑的司法活动属性决定了应当对减刑实行司法化运作。现行减刑程序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审批式的行政化运作程序，不符合减刑的司法活动属性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法院的审判权。对减刑实行司法化运作，是减刑司法活动属性的内在的必然要求。作为一项刑罚适用活动，主要内容是对罪犯是否符合减刑条件进行审查、裁判，具有显著的判断性。这种判断性，必然要求减刑实行多方参与、公开论证、相互制约的司法化的运作模式，以期准确查明罪犯改造表现是否出自真心、人身危险性减少或消除的改造效果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减刑条件是否符合，而不是刑罚执行机关一家承办、独自决定、无从制约的行政审批的运作模式；必然要求减刑决定权由具有中立性的、与行刑事务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而不是直接行使行刑权的刑罚执行机关（或者是刑罚执行机关的主管部门、以及由其二者主导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来行使。事实上，作为一项裁判权，如果由直接从事刑罚执行事务的监管机关来行使，反而会带有过多的个人感情因素，极易造成先入为主，给行刑公正和在押人员的权利保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审判权对行刑事务的涉问要求对减刑实行司法化运作。审判权是否有必要涉问行刑事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与“以确保行刑权完整为理由，而要求刑罚执行机关拥有刑罚变更决定权、将审判权与行刑事务完全分离”的观点相反，笔者认为，审判权非常有必要涉问行刑事务，而且应当进行实质性涉问。首先，定罪量刑审判的权威主要来自于执行刑，如果审判权无权涉问行刑事务，定罪量刑审判就会变得没有权威，基于维护司法权威的需要，必须加强审判权对行刑事务的涉问。其次，审判权涉问行刑活动，会令其更关注审判后的行刑效应，改变审判机关重裁判、轻执行的心理惯式，建立起以审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效益，而这正是刑事法治的必然要求。毫无疑问，对减刑实行司法控制、进行司法化运作是理想的、也是主要的审判权涉问行刑事务的手段和方式。当然，这种涉问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不是取代行刑权，也不意味着弱化行刑权，仍应保持行刑权地位的相对独立。因此，在涉问范围上，主要限于刑罚的变更执行；在涉问形式上，主要是进行诉讼化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