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就范围而言，《条例》给行政机关设定了过于宽大的裁量空间，无法对行政权的滥用形成有效制约。
从原则上来说，各国对政府信息公开一般规定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在《条例》中，这一通行原则并没有明确显现，那么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中，是否遵循此一原则？据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张穹所言，这一原则似乎是存在的：“我们在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时候，从两个方面也体现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一方面条例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基本要求和公开的内容，也规定了各级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重点，还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公开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规定了政府公开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不能公开，除此之外，都可以公开。”[5]细究之下不难发现，第一个方面作为“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之原则的表现未免过于牵强，列举应予公开事项并不等于公开乃是原则，而第二个方面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公开”明显于法无据，且“可以”与原则所要求的“应当”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针对记者提问所作的回答没有法律约束力，在《条例》中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一原则并不存在。杨小军教授对此做了细致的分析，可资参考{13}。既然不遵循“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行政机关就有了更多搪塞的借口，其可以“条例没有明确规定”为理由拒绝公开相应政府信息，而没有违法之嫌疑。伴随时代的发展，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限于《条例》所规定的范围，没有原则的支撑，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是颇为有限的。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对行政机关权力控制的低效能，条例在此方面的薄弱无法避免现实中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拒绝公开现象的发生。
《条例》在总则中规定了另一项重要原则。条例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此条规定涉及多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以各国信息公开的实践来看，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都是不公开的理由，这一点并无特别之处。其中的关键，在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尤其是社会稳定概念的不确定性。作为总则中的原则，这一条规定的效力高于第二章“公开的范围”中各条的效力{14}。换言之，假设公开第二章某一本应公开的事项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则行政机关可以不予公开。而如何界定“社会稳定”，则纯粹是行政机关自己的事情。这样，条例就给行政权留下了巨大的裁量空间，如此则无法控制政府追求私利的行为，使得应公开信息的范围往往局限于“对政府无害”的信息，一旦可能损及政府利益，自然就不会公开了。举例而言，烈性传染病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极大隐患，符合条例第十条第十一项所列事项，应予公开。但是，若行政机关以可能造成社会恐慌、危害社会稳定为由拒绝公开相应事项，并没有相关手段对其予以控制。行政机关裁量权的难以控制，无疑增大了政府信息公开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