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法调解在我国
司法调解在我国革命根据地时期已采用，新中国成立后，运用甚广。但半个世纪来，其发展进程有着变化，大致可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调解为主时期。新中国成立初，调解更多地表现为党和政府改造社会的政治工具，依靠政策和情理化解矛盾，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1951年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将“调解民事及轻微的刑事案件”、“指导辖内域内调解工作”，列为县级法院任务。1958年，根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念，毛泽东提出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方针：“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62年，这“十二字方针”进一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其中增加“依靠群众”，使调解主体更为明确。此时，调解(包括司法调解)的运用，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高峰。各级法院成立调解中心，大搞诉前、庭审、庭中、庭后调解，并将调解运作为法官个人办案指标。
这种“调解为主”特点，有其成因，除了由于法规规定、领导话语等因素外，首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农村仍占我国大部分，乡村结构仍是社会结构的主要形态，当纠纷发生时，纠纷双方首先考虑的是和谐关系恢复，其心目中的法律，主要与惩治刑事犯罪相联系，民事法律在他们的心中只是一种情理，对司法调解有巨大认同。其次，是由于对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的理性比较。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难以预测和承担。再次，是由于法官的利益抉择，司法调解可以降低法官驾驭审判权的难度，也可降低法官办案强度和风险。
第二，偏重审判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力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建立，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制成为社会中声音最强的话题，人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逐步增强，政府也鼓励纠纷者诉诸法院。为了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地位，避免造成审判与调解的对立，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它将以前规定的“着重调解”，明确地改为“自愿合法”。由此可见，在这次法律修改中，司法调解的功能明显减弱，使得司法调解与审判关系的“主辅”、“轻重”之争告一段落。修改报告中明确提出：“法院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审判，但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还要重视调解，总结这方面工作的经验。”[11]这标志着民事诉讼立法的目光已经开始从片面关注“法院对纠纷的解决”向“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角度的转移。
以下是全国法院结案数据[12]：
由此可见，随着法院调解结案比重逐年下降，诉讼结案逐年上升。
在此时期，法院审判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1)审判观念变化。不少法官认为调解是以当事人牺牲合法权益为代价的，当事人部分权利的缺失，违背了权利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本质，也违背了法制基本要求。当时法院开展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司法调解持漠视态度，强调一步到庭和当庭判决。(2)审判作用转变。在加强审判结案同时，当事人对法院内部腐败极为敏感，法院为了改善自身形象，纷纷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宗旨是爱护法官，但在具体执行中产生副作用，将法官与当事人隔离开来，调解的亲和力不够，双方只能“面对面”，而不能“背靠面”，导致司法调解难以成立。(3)审判人员结构转变。新生代法官大多直接从高校毕业，年纪轻，缺乏调解经验，不会做思想工作，方法简单，难以找准双方平衡点，从中疏导。这也制约了调解工作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