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确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等国家的立法中只规定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德国以及奥地利等国家明确将再审区分为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两种情形。国内有些学者主张应该借鉴法国的作法，只能是有利于被告人结果的再审才能启动，而对被告人不利的刑事再审则必须绝对禁止。(36)但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虽然不乏可取之处，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一提法似乎难以为社会民众以及立法者采纳。因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党政干部的严重贪污腐败现象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还是大量存在的；如果上述案件中的被告人通过贿买证人或者贿赂司法人员的方式逃避了刑事制裁，在判决生效后才发现了上述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检察院却不能通过提起抗诉的方式重新予以追究的话，不但广大的社会民众难以接受这种结果，而且也会动摇党和政府惩罚腐败的信心与决心。因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明确规定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两种再审情形，不过启动这两种再审理由应该作出不同的具体规定。
3.申诉期限与申诉次数作出明确规定或者调整。目前，各级信访单位以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每年都要受理大量的刑事申诉案件，但这些申诉绝大部分属于重复申诉和无理申诉，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以云南为例，云南三级法院2001年刑事申诉总量达到了11022件，这还不包括各级信访部门以及人民检察院受理的申诉案件。(37)学界将实践中申诉数量较大的原因之一归结为申诉主体无限。对此，笔者认为，如果说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对申诉主体范围的规定过于宽泛的话，那么，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申诉主体范围的规定则是比较合理的。因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申诉主体包括当事人、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及其他公民。“其他公民”的范围显然极为广泛，因此，如果说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申诉主体无限是可以理解的。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3条已经将有权提起申诉的主体修改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这一修改显然大大缩小了其范围。同时，从诉权保护的角度而言，刑事判决的结果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赋予他们的刑事申诉权是应有之义。因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对申诉主体规定是合理的，似乎并不存在申诉主体无限的问题。
如果希望减少目前刑事申诉数量过多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应该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申诉的次数，因为实践中大量的申诉都是重复申诉。因此，应该明确规定申诉人已经提出一次申诉而被驳回，没有新的事实或者证据，不得再次提出申诉；其次，对申诉期限作出适度的调整。虽然欧洲国家的法学界和立法机关都普遍认为再审程序是在穷尽了普通救济程序之后的特殊救济程序，很难预知新证据、新事实等情况出现的时间。因此不可能限制提出申诉的期限。(38)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千百年来有冤必申的传统所可能导致的大量重复申诉，我们不宜完全照搬国外的作法，应该在立法上对申诉期限作出一定的限制性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0条指出：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申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的申诉，应当受理；超过两年提出申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受理：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原审被告人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比较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但是考虑到刑事再审制度设计应该尽量向被告人一方进行倾斜，故需要作适度调整：只要是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申诉，不受期限的限制；被害人提出申诉的，应该在判决之后两年之内提出，否则不予受理。
4.取消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修改检察院一旦提起抗诉法院必须再审的规定。首先，应该取消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因为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违背了不告不理和控审分离的现代诉讼规律，也与司法权本身的消极性、被动性和中立性不相符合。其次，立法上应该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如果不具备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理由或者法定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就必须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但是，这种作法有两大弊端：其一，分割了法院的部分审判权，虽然人民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是审判权却只能由人民法院所独享，人民法院有权对检察院不符合形式要件的起诉或抗诉裁定驳回；其二，这种作法明显违背了控辩平等的程序公正要求，因为绝大多数的被告方申诉都是不会引起再审程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