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关于权力运行的脱节或者说权力运行的中断的研究有四种视角：一、从权力传递过程出发，权力运行的中断是权力传递过程中的“裂变”。唐杰提出“权力的裂变”这一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9]；二、从权力运行时间出发，权力运行的中断是超出有效的作用时间。学者李景鹏从权力运行中时间因素的角度解释权力运行的中断[10]；三、从权力的结构层次出发，权力运行的中断是公权力内生的异化。孙岩认为“权力运行的效率与权力运行的层次成反比，权力的分割会产生弊病，即权力传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能量的消耗和方向的偏离和中断”[11]；四、从权力运行的权责关系出发，行政权力的中断主要指权责脱节。石亚军认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存在行政权责相脱节的问题，体现在各种权力主体在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存在的权力关系与责任关系的失衡上，权力大者在“集权”的的同时将责任外推，权责出现很明显的剪刀差”[12]。
二、政治信任的测量与数据分布
（一）政治信任的测量
政治信任度的测量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曾提出诊断一个社会缺乏政治信任的三种指标体系:信任的功能替代品、行为指标、言辞指标[13]。影响政治信任的相关变量研究。作为公民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政治信任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就是说，决定政治信任与否的变量有很多。这些因素诸如政治制度形态、公共政策性质、政治及行政行为的规范程度、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传统等等[14]。通过翻阅诸如胡荣、陈炳辉、马得勇等做政治信任的量化研究的学者们的文章，综合各种因素，我们通过以下五方面的内容来测量政治信任度：各级政府满意度、政府各部门满意度、改革预期、政府信息信任度、官员印象。
问卷主要通过李克特量表来对公民的政治信任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测量和分析。对公民政治信任的测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综合各种因素，我们通过以下五方面的内容来测量政治信任度：各级政府满意度、政府各部门满意度、改革预期、政府信息信任度、官员印象。至于影响公民政治信任的因素，我们主要关心政权的封闭性、官方舆论的宣传以及威权主义的心理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
对于这些抽象的概念，我们通过具体的问题进行测量。在对构成政治信任度的五项内容进行的测量，对各级政府满意度的测量包括五道问题，其他四方面内容，每方面都包括六道题。至于影响政治信任度的三个因素，每个因素的测量都包括六道问题。
除对“改革预期”这一因素的测量中，每道题对赞同该说法的程度分了5个层级，其他各部分都对每道问题的满意度或者赞同程度进行了六个层次的划分。在分值的赋予方面，每道题赋予5分。以“满意度”为例，“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有点满意”=3、“有点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1、“非常不满意”=0。然后汇集起来，算出每部分的得分。而政治信任度的得分就等于五部分内容的成绩之和。至于影响政治信任度的那三个观察对象则仅求出各部分的得分即可。
通过SPSS软件进行数据的描述和分析。在数据的描述上则主要观察均值、标准差、T值、F值、调整后的R平方值。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因子分析，对每部分进行因子分析，并作因子间的相关关系分析和回归。另外还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模型的构建。鉴于SPSS所做数据过于凌乱，我们又重新进行了格式上的整理和调整；由于SPSS所做图形打印效果不佳，为了更加清晰、直观的表现相关内容，我们又在Excell软件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以下我们将展示对问卷数据所做的描述和分析。同时加上了对问题的发现和解释，这是一个充满乐趣的探索与发现的过程。
（二）调查数据分布与分析
本项研究的数据源于2011年暑假的课题调研数据。本课题于2011年6月——10月在厦门市展开调研。调查地区涵盖了厦门市六个行政区十二个点，分别是同安区云洋村、同安区云埔村、同安区店仔村、翔安区诗坂村、湖里区古塘龙村、湖里区神山社区、集美区霞梧社区、集美区浒井社区、思明区曾厝垵社区、思明区上李社区、海沧区石塘村、海沧区霞阳社区。每个社区预期问卷数量是75份，预期总的问卷数量是900份，而实际回收问卷数量也是900份。在后期问卷的清洗过程中，我们进行了严格的也是令人无比伤痛的清洗，每份问卷但凡空缺5道题目及以上一律作废，最终清除了102份问卷，剩下有效问卷798份。具体分布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