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政治信任度的表现与合法性危机
通过对政治信任度的分析，如表13所示，受调查者中有53.1%的人的政治信任度是不信任，有31.6%的受调查者处于轻度信任状态之中。如果我们将高度信任和中度信任界定为积极信任，那么积极信任者的比重仅占到了15.3%。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如果我们将政治信任度的高低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考察指标，如果此次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至此，我们可以讲当前的政治运行秩序和法则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见表13：
表13.政治信任类型
四、当前政治信任的危机——权力运行的脱节
（一）权力运行脱节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所谓权力运行的脱节，我们将其界定为：权力的作用对象即政策的目标群体无法将自己的偏好以及对政策过程的感受通过畅通、合法的途径加以充分有效反馈，而权力享有者们仍然在一如既往的制定着决策。我们可以将其联想成一辆车头与车身断掉钢索的机车，机车一往无前，且越来越快，而车身则逐渐慢下来。最后车头和车身都会脱轨。应用于现实的权力运行机制，我们很明白，这其中的寓意。权力架构脱离了民众，权利的享有者们会走向覆灭，而民众会陷入混乱之中，缺乏安全。接下来我们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是采用了“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政策的目标群体被动与消极的角色和地位的考察”的视角，或者简称为“对政策目标群体的解读”。
中央政府负责方针政策的制定，地方政府负责政策的具体实施。也就是说，从政策到实施就像一个“黑箱”一样，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具体的办事者的偏好和行为、利益集团的博弈、政策的外部环境、民风习俗、地方传统等等各种因素都混杂其间，最后具体落实的政策可能与中央政府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在各级政府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具体的政策执行者也就是办事员们在于政策的目标群体进行互动时所表现的态度、能力等等都影响了政策的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满意度。而这种在互动过程中。目标群体所感受到的心理以及对政策的满意度都表现的非常被动，他们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目标群体一方面需要表现的主动，积极争取政策所带来的利益，但是这种主动不是建立在平等的互动基础上的。理论上讲政策的执行者应该价值中立，将政策以及附属的利益这些公共物品进行均质、高效、等量的在目标群体间进行公平的分配。但是毕竟政策执行者是充满偏好，处于不完全信息状态以及互动边际成本递增且大于零的有限理性状态之下，因此，在一个缺乏有效监督与制约，在一个“官本位”文化盛行且越演越烈的权力运行状态之下，政策的目标群体需要迎合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以致政策实施者在内所有和目标群体所渴望的利益相关的权力享有者，从而在一种卑躬屈膝式的互动中，绞尽脑汁，寻求相较于正式的制度渠道和环境之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非正式制度——基于人情的“灰色制度”或者“潜规则”来与政策执行者进行一种法理上公平，但现实权力运行中奢侈的政策及其附属的交易。
由于政策实施并不是纯粹意义上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渠道得以进行，互动的双方尽管相互处于一种脆弱的、充满风险的状态之下，并持有双方的把柄。但是，权力的享有者相对于政策的目标群体处于一种，更加有优势的地位。而目标群体，考虑到一种长久利益的需要，便不会为了一时的冲动而主动打破这种脆弱的、高风险性的共谋式非正式制度化互动关系。因此，目标群体尽管在遭受一种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后，仍选择以沉默方式来应对，最起码是对权力运行的架构以及体制的沉默。当然，目标群体仍是处于积极思考的状态之下，他们更多的是将自己在政策互动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幸归结于底层政府以及办事员的身上，而拒绝相信是整个权力运行法则和运行方式出现了问题。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仍然需要上层持续不断的政策优惠，另外，他们也明白，即便改变了当前的体制，只要他们的角色与地位不发生改变，他们的互动模式仍会继续。而改变体制，他们付出的代价与所获得的收益严重不成比例，理性的决策者更愿意做一个“搭便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