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群体的被动与消极的角色和地位造成了底层政府和政府办事员糟糕的印象与强烈的不满。对于上层政府，和他们距离越远，他们越充满了一种虚幻的期望。一方面对基层政府不满，但消极被动的角色地位以及共谋的尴尬使他们难以表达这种不满；另一方面对上层政府虚妄的期待，在一个不能由自己决定权力掌握者的体制下，变得更加虚无。这就造成了我们所最担心的问题——权力运行的脱节，以及由此引发的公权力信任悲剧——塔西佗陷阱。
（二）权力运行的脱节与中国政治信任现状
当前中国社会，权力运行出现脱节和断层。在“各级政府的满意度”的测量部分，我们发现“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政府的层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的强度随着政府层级的上升而变得更加显著”，对此，我们称之为“政府层级的信任危机”；在测量“政府各部门满意度”部分，我们发现“公民政治信任度好像与政府部门与其接触距离的远近呈反比关系，距民众越远，与民众关系越疏，好像民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度越高”，对此，我们称之为“距离——信任幻觉”；在测量“改革预期”部分，我们发现僵化而又封闭的权力运行系统下，不仅政治改革寸步难行，即便是在诸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等民生改革上也难以深入，底层民众几乎以一种绝望的态度或者说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改革，对此，我们称之为“绝望的改革预期”；在测量“政府信息信任度”，我们发现民众会更加关心与自己生活更加密切的信息，而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给自己所带来的感受并不会被官方媒体的舆论宣传所扭曲，“假的终究是假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同时民众被封闭与体制内的独享信息之外，政府的诸多信息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存在着太大的排他性，对此我们称之为“理性的被知道者”现象；在测量“官员印象”部分，我们发现“权力的享有者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公权力的责任与伦理，忘却了民众的利益和需求，公权力在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成为个体谋求私利的工具，官员在民众间糟糕的印象以及恶劣的影响，使得底层民众在心理上产生了对官员的厌恶与畏惧”，我们将此称之为“公仆的背叛”。而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源自当前中国权力运行的脱节与断层。权力上层的博弈更多的是围绕的权力部门的控制权展开的，他们关心的是谁会上台；中层的权力博弈是围绕部门内部的管理权展开并希望获得部门内部的控制权，他们关心的是，谁是自己的领导；下层的权力博弈则是围绕着个人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展开，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权力是自己的境遇得到改善，并且尽量在“两套权力运行法则”所能允许和接受的限度内，提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权力系统当做包袱所抛弃。
在政治权力运行中断的情况下，公权力是十分容易失去公信力的。国外学者从政府绩效这一视角解释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其中与政治权力运作中断相关的原因包括：政府无效率、浪费公款并花费在错误的政策上(Nye，1997)。沃尔克认为，人们对于政府的整体表现评价低落，以及对于政治任务绮丽幻想的破灭是导致政府信任下降的主要原因(Volcker，1999)。杨克洛维奇则提出了影响政府信任的三大因素：道德的正当性危机、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危机和功能的正当性危机(Yankelovich，1991)。国内学者则从一些具体的角度分析公权力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学者郑永年认为，社会对政府不信任的根源在于，政治与决策过程中的封闭性导致中国政府内部“唯上不唯下”，中间层官员“寻租”，欺上瞒下，从变相地执行政策中获取巨大利益，对中央政府和社会毫无责任感，导致了政府间的内部不信任，百姓的利益在被欺骗和剥夺后，对政府的认同度下降[15]。何显明认为地方政府角色错位、能力缺陷、利益驱动、逆向选择、行为短期化是造成政治信任度较低的主要原因。权力运行的中断同时造成了我国政治信任度“央强地弱”的分布。叶敏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我国的政治信任分布，认为中国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可能是中国集权体制所造成的一种意外后果。当代中国的政治架构是一种比较有特色的中央集权体制，政治权力的分配既高度集中，同时又高度分散。国外有学者将其称为“分散的集权体制”(Lieberthal，1992)，或者“分权的威权体制”(Landry，2008)。在这种制度框架中，中央政府被宪法和现实的政治安排赋予了极其广泛而重要的政治权力，地方政府虽然在理论上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机构，但却承担了中国政治系统中大部分的具体的行政职能，只不过地方政府权力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具有自主性，其权力来源主要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授予的，其权力的实际形态和行使方式都受到中央政府的适时性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