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本义就是好处，非法学范畴。民法需要人身范畴，是为了表示主体的存在形式，主体意志专属的行为承担物。在人身之内区分利益和非利益，毫无意义。而主体之外，存在可支配稀缺资源和非可支配稀缺资源之别，允许交换与禁止交换之别，受法律保护和不受法律保护之别，必须区分，故民法需要利益概念。民法中的“利益”具备三个条件：（1）为“身外之物”。“利益”必须有归属人，但“利益”不能归属于“利益”自己。在法律上，“利益”的归属人就是法律上的主体。“利益”只能有利于主体，不能有利于“利益”自身。因此，“利益”必须在主体“身”外，不是主体之组成部分。否则，“利益”有利于主体，蕴含“利益”有利于“利益”，违反“利益”之本义。这意味着主体的利益与主体是分离的。如果人身是主体的利益，人身必然可与主体分离；如果人身与主体不可分离，那就不是主体的利益。（2）受法律保护。民法的“利益”必须具有法律意义，即为法律所确认，受法律保护。民法只保护权利，民法是通过保护权利客体保护权利的。民法学的“利益”必须是主体的权利客体。应注意区分“有利”和利益。“有利”仅表示有利于某主体，未必受该主体支配，如某地气候有利于某人的健康。不受特定主体支配的“有利”，不是该主体法律上的利益。主体不能请求法律保护不受其支配的“有利”。（3）可以计量。民法必须平衡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因此民法的利益必须可以计量。不可计量的利益非民法利益。具备以上三条件者唯有财产。在民法学中，“利益”与财产其实是相同概念，唯一的区别在于：“利益”只有在与其归属人的关系中才成为归属人的利益，这意味着利益是一种“向量”，不存在“无主利益”；而财产不是“向量”，存在无主财产。
五、“精神利益”概念不能成立
通说认为，人身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统称精神利益，属“身内利益”。
需要指出，精神是人脑的功能，是主体的根据，不是主体，没有利益，不存在利益问题，精神利益概念不能成立。
前文指出，民法中的利益限于财产。财产是可交换之稀缺资源。人格和身份均不能交换，非财产，故非利益。利益只能在身外，身内无利益。“身内利益”概念不能成立。
有学者对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作了详细论述：“法定无形利益之无形，是指这些利益不能以其外在的实体形态而感知，不是以物、行为等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体现为与人格、身份有密切联系、没有实体形态的利益。人格利益中的身体、健康、生命的安全，精神活动的自由与完整，公民作为人的尊严，身份利益中的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亲情，配偶之间的相互尊重、依赖，荣誉的获得，等等，都属于无形的利益，都不具有外在的实体形态。”[7]
这些论述难以理解。第一，据引文，身体、健康、生命的安全属于所谓的“人格利益”，因而身体、健康、生命的安全就是所谓的“身体利益”、“健康利益”、“生命利益”。然而，侵犯身体、健康、生命的安全，不就是侵犯身体、健康、生命吗？保护身体、健康、生命的安全，不就是保护身体、健康、生命吗？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表述为侵犯或保护身体、健康、生命，而要表述为侵犯或保护“身体利益”、“健康利益”、“生命利益”呢？是否由于“身体、健康、生命的安全”的含义与身体、健康、生命的含义不同，所侵犯或保护者就不是身体、健康、生命本身，而是所谓的“身体利益”、“健康利益”、“生命利益”呢？同理，侵犯或保护主体的尊严，就是侵犯或保护主体本身，或者说侵犯或保护主体的人格，而不是侵犯或保护主体的“人格利益”。不能由于“人的尊严”与“人”含义不同，所侵犯或保护者就不是人和人格，而是所谓的“人格利益”。人格是主体之资格，不是主体本身。利益只能归属于主体，不能归属于人格。主体存在利益问题，主体的人格不存在利益问题。所谓“人格利益”的概念不能成立。第二，现代身份权的客体形式上是权利人的身份，权利人通过支配自己的身份，实现自己（如荣誉权）或义务人（如亲权）的人格和利益。身份是主体的某种地位，不是主体。利益不能归属于身份。身份没有利益问题。所谓“身份利益”的概念不能成立。无论父母子女间的亲情，配偶间的相互尊重、依赖，还是荣誉的获得，均非身份本身，也不是什么“身份利益”。它们不是身份权的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