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格权冲突的价值选择基准

　　在人格权冲突面前，存在着对冲突着的人格权确定价值选择基准问题。因而，这是人格权冲突中利益因素和价值因素冲撞和矛盾的平衡器。

　　人格权冲突的价值冲突，是人格权冲突中利益冲突的折射和反映，当事人对人格权冲突的价值判断，是基于自己的权利对于权利所包含的利益和价值的判断，而人格权冲突的法的价值判断，则是民法的职责和使命。民法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冲突着的权利的人格利益进行衡量，对冲突着的权利的价值进行判断，确定何者为正确行使权利，何者为侵权行为，何者应当保护，何者应当制裁。换言之，民法就是依据自己的基本准则，对冲突着的权利的利益和价值进行谨慎的衡量，作出符合民法基本准则的正确选择。民法在做此判断的时候，必定要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选择基准，在确定的利益和价值的选择基准之上，作出自己的判断。

　　民法的价值选择基准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突出人的价值，确立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

　　民法就是人法。这个结论是一个共识，非我辈所独创。民法在人格权冲突面前确立利益和价值选择基准，首先就要确立人的价值，确立以人为本的基准。

　　在民法典编制中，对于如何设计民法典的结构体例，出现的“物文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讨论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在民法学理研究中实为少见。提出的基本论点是：“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12}。在世界民法之林，《德国民法典》实为经典之作，但是《德国民法典》几乎通篇所规范的都是财产权利。该法典对于民事主体自己的权利即人格权的规定，仅仅见于侵权之债寥寥数语的规定之中，而且是从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的角度提到了人格权，并没有一个条文是对人格权专条专款的专门规定。因而，将《德国民法典》称作“物文主义”的民法典，并非言过其实。与《德国民法典》相对应的，《法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对民事主体自己的权利的重视，则有所不同。《法国民法典》专门规定“人法编”，在《瑞士民法典》的总则中，专门规定“人格”一节，都体现了民法的人文主义思想。制定中国民法典究竟是采纳“物文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是一个大问题。按照《民法通则》的编制基础，基本上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但是仍嫌不够。学者主张民法典要坚持“人文主义”立场，突出人的价值和人的地位，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思路。

　　民法在人格权冲突的利益和价值选择基准上，也必须体现“人文主义”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最高地位，突出人的价值，突出人格的价值，以人作为最高价值选择基准。在那些财产权和人格权发生冲突的场合，无疑要突出人格的价值，突出人的价值，把人和人格的价值作为最高的价值。姚某在歹徒抢劫的时候，牺牲小的利益，保全更大的利益，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她的领导却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应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于最宝贵的生命，她没有用自己的生命去与歹徒搏斗，并在歹徒威胁下将匣箱的1万余元现金交出，属于严重失职行为，“是狗熊，是银行系统的叛徒”{6}，因而给予开除公职、开除党纪的处分。在姚某的领导的价值选择上，天平无疑是向着财产利益倾斜。事实上，她的领导貌似在维护国家财产利益，实质上是在为自己的失职开脱。在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面前，侵权法更重于保护人格权利，突出人的价值。在这里，“左”的思想实在是表现得极为突出。这种荒诞的“物文主义”立场，其实就是草菅人命。应当感谢法院，在这场激烈的人格权冲突中，在这个并不是侵权案件的行政争议案件中，坚定地站在维护原告合法权利的立场，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尽管在这个判决中还有对原告的一定谴责）。

　　确立人的价值作为民法的价值选择基准，民法就要站在人文主义立场，在人格权冲突中，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根本利益，作出正确的选择。

　　2.突出权利的地位，确立权利本位的基本观念

　　民法就是权利法。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要突出权利的地位，把权利保护作为民法的职责和根本宗旨。

　　在这一点上，“二战”的教训值得重视。帝国主义法西斯在侵略和掠夺中，野蛮践踏人民的权利，使人民受到残害、凌辱和欺瞒，任何权利都不存在意义。“二战”结束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确认权利，保护人权，保护人格的发展潮流。

　　我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对人的权利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最终的结果是引发了“文化大革命”那种野蛮践踏人权的恶果。在那时候，人的权利没有任何保障，就在侵害他人的权利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随后的时间里就有可能侵害。不仅是一般的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就连国家主席的人身权利也不能得到保障，最后被摧残致死。

　　同样，在“文革”结束之后，我国立法者接受了“文革”中权利被践踏的教训，对人的权利的保护引起了特别的重视。这表现在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这部法律上面。虽然这个法律还不是一部完整的民法典，但是，这部法律对人的民事权利的重视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尤其是这部法律关于民事权利的专章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人的权利的重视。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坚持《民法通则》的立场，有所发展，而不能在这种立场上倒退。任何在《民法通则》立场上倒退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