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候变化法律应对的国际法实证分析
尽管《京都议定书》对气候变化公约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合理有效的执行方案，但是《京都议定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认真剖析，从而为气候变化应对“外部”到“内部”的理性回归做好准备，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借鉴，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气候变化执行方案。
可以说，《京都议定书》朝着温室气体减排方向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作为各方谈判妥协的产物，它仍遗留下许多悬而未解的“后京都”问题。其实全世界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联合国框架内讨论未来的国际减排协议。
对于京都议定书，笔者拟分先天缺陷和后期执行困境两部分予以分析：
（一）《京都议定书》的先天缺陷
1．减排的基准年存议及设计初衷低
温室气体量化减排义务不仅是《京都议定书》的核心义务，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的核心义务之一，它是目前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时间较为紧张，且涉及各方核心利益，其规定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义务存在不合理之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减排的基准年存议及设计初衷低。公约的重要目标是到2000年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然而多数主要国家都没能实现这一目标，执行谈判中依然将1999年作为基准年，的确使人心存疑惑，对此可以评价为执着，但笔者认为也需考虑各国自身执行力的实际情况，否则就会出现“开出天价，无人买单”的局面。另外在减排任务分配上，也没有充分认识有些国家的“潜力”，出现“多者富裕，少者紧缺”的现象。对于勇于承担更多任务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鼓励，而非压制。例如，早在谈判制订《气候变化公约》时，欧盟就曾提出2000年应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2]（P192）。在谈判制订《京都议定书》过程中，欧盟曾在研究的基础上建议设定减排15%的指标，这说明，有些国家是有巨大的减排潜力的。而《京都议定书》所设指标只是欧盟提议的三分之一。分析表明，如从主观上愿意遵守并执行《京都议定书》，客观上，附件一国家完成《京都议定书》为其设定的减排指标均无实质困难，这不仅包括已经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欧盟最初的15个成员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等，也包括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美国和澳大利亚。这说明，一些国家在最后也是考虑到了温室气体排放遏制与本国经济的冲突，所以在真正达成协议时有所保留。这正印证了一个道理：在寻求中间路线时，往往是不公平的。应该综合考虑发达国家的过往排放量，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做出一个不同的减排标准和目标、计划。对工业化程度高，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升高有“突出贡献”的国家就应该多承担减排任务，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公平。说简单点就可以归结为减排义务承担主体设置不科学，因为减排指标再度缩水附件一缔约方中除发达国家外，还包括大量经济转型国家。这些国家以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为主，其经济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有巨大滑坡，相应地，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也较1990年减少了很多，很多国家至2012年也未必能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这些国家实际上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就能实现《京都议定书》为其设定的减排指标，而且还能超额完成任务。其超额部分数量巨大，其中一部分将以“温室气体减排额度”的形式，通过《京都议定书》设立的“灵活三机制”项目，以较低价格转让给发达国家，使发达国家更轻松地实现其减排指标。在今后承诺期中，经济发达国家可继续作为附件一中的国家之一部分承担减排义务，但应充分考虑到其经济水平的特点，为其设定较为严格的减排指标。同样的道理，具体到我国，在具体分配各省各市的减排任务时，也要考虑到过往发展和排放情况，根据具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承担多少任务。
2．排放指标设置不合理
《京都议定书》第3条第1款为附件一缔约方明确设定了一个整体指标，即2008年至2012年（注释3：2008年－2012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注释4：《京都议定书》第3条第1款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使其在2008年至2012年承诺期内这些气体（作者注：这些气体指温室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京都议定书》附件B为每一个附件一缔约方分别设立的具体减排指标，其累积之和实际为附件一缔约方整体减少5．2%。无论是5%，还是5．2%，这个指标都有些偏小，对应对气候变化没有实质意义，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