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典型的案例，涉及到这一个问题。一个是加拿大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辩护原则；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入室盗窃一元钱案”。

　　加拿大司法中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辩护原则来源于“Lavellee案”：1983年到1986年3年多的时间里，妇女Lavellee在家里经常被其丈夫Kevin虐待，每两到三天就会遭到一次拳打脚踢。Lavellee也因为严重的压伤、复杂的擦伤和挫伤，鼻子破裂和眼睛青肿而很多次到医院治疗。并且她的邻居经常看到Lavellee女士嘴唇破裂或者眼睛青肿，当问及原因时，她却掩饰说是小意外。有一次，他们的朋友还看到过两次Lavellee用枪指着她的丈夫，要求他不要再打她。在1986年8月30号的晚上，他们夫妇举办一次晚会的时候，朋友们听到他们两人的争吵、追逐声，一段吵闹和尖叫声后，很多朋友听到了两声枪声。过去看时，Lavellee已经用枪将其丈夫杀死了。案件在一审的时候，陪审团接受了辩护律师的“受虐妇女综合症”而宣告Lavellee无罪，二审对判决有一些争议，但是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女法官Bertha Wilson坚持即使没有精神病专家对Lavellee行为时的精神状况的判定，也可以对Lavellee适用“受虐妇女综合症”而宣判无罪。

　　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一类型的案件是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扩大认定而得到的“无罪判决”，而在中国或者说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中，适宜认定为阻却责任的“期待不可能”。{9}

　　上面这个案例是利用“人身危险性”的内容出罪。同时，也存在利用“人身危险性”的内容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例。还有一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案件：被告人韦尔班，男，28岁。1998年10月某日，韦尔班闯入一位93岁独居老婆婆的家中。但是，这位老婆婆躺在床上，韦尔班遂用被子捂住老婆婆的头部，威逼她把钱交出来。老婆婆说，她没有钱，于是韦尔班在屋中四处搜掠，结果仅找到一元四角钱。韦尔班竟然将这点钱也卷走了。走之前还将电话线扯断。老婆婆于窃贼走后在邻居的协助下报了警，而她本人由于受到过分惊吓，报警后脑部感到阵痛，在邻居和警察的帮助下，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才得以恢复。事后警方根据韦尔班留下的指纹，于1999年1月将他逮捕归案。法官在审判他时指出，如果不是老婆婆的勇气加上身体比较健康，被告的行为足以令她心脏病发作。所以尽管他窃走的只是一元四角钱，但是他的罪行性质是恶劣的。并且经过警方调查，发现韦尔班是个惯盗，曾屡次作案。因此，澳大利亚一家地方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韦尔班5年4个月徒刑，且在4年3个月内不得假释。[3]笔者认为，韦尔班这一行为本是“盗窃行为”，但是在中国刑法中，因为盗窃罪必须满足罪体、罪责、罪量三个要求，而韦尔班这里体现人身危险性的“情节恶劣”就充当了“罪量”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当然，以上两个案例说明了人身危险性（或者说人格）的具体内容在定罪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并不说明刑法就必须将“人身危险性”这一名词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因为“人身危险性”是一个广泛的定义，如果将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就不符合罪刑法定“明确性”的要求，正如“社会危险性”可以作为犯罪的本质，但是不可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一样。其实，现在的并合主义的犯罪论体系中，有很多构成要件都是“人身危险性”的具体体现。例如，情节犯中的“情节”、多次犯中的“多次”、{10}目的犯中的“目的”、被害人同意、正当化事由、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包括激情犯罪、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身份犯、行为人行为时候的主观心态、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期待可能性、被害人过错等等。{11}这些要素中，有的是构成要件的积极构成要件，如情节犯中的“情节”、多次犯中的“多次”、目的犯的“目的”、行为人的责任能力、身份犯、行为人行为时候的主观心态；有的是构成要件的消极构成要件，即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或者减轻责任事由、如被害人同意、正当化事由、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期待可能性、被害人过错。不管是构成要件的积极构成要件还是消极构成要件，他们基本上起到的都是“出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