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程度与重新犯罪风险负相关
根据生平遭遇测量模型检验结果，文化程度（p值为0.000）与重新犯罪存在显著性关联。个体文化程度（系数为0.414）越低，其重新犯罪风险越高；反之亦然。根据描述统计，我们发现再犯组罪犯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初犯组罪犯。再犯组罪犯文化程度为小学或文盲比例高达39％，初犯组罪犯仅为28.1％；再犯组大专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比例仅为1.9％，初犯组则为5.9％。
4．低劣的就业与重新犯罪风险正相关
就罪犯职业状况测量指标而言，我们主要调查了他们的捕前职业状况。依据社会学家陆学艺关于社会阶层划分学说，我们调查了犯罪人捕前10种不同类型的职业，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失业等。由于职业类型为无序变量，因此，我们对之单独建立捕前职业测量模型。根据捕前职业测量模型检验结果，捕前是否失业（P值为0.027）、捕前是否个体工商户（P值为0.04）与重新犯罪存在显著性关联。根据描述统计，再犯组罪犯失业比例明显高于初犯组罪犯，前者失业比例占再犯组总体的55.9％，后者则仅为初犯组总体的39.4％。同时，我们还发现，再犯组中捕前为个体工商户的比例明显高于初犯组；再犯组中捕前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等职业的比例明显小于初犯组。根据生平遭遇测量模型，个体早年家庭不幸事件、低劣的家庭教育、成年早期家庭不幸事件与重新犯罪不存在显著性关联。
综合上述，我们将个体早年遭遇家庭拒斥强度、成年家庭不幸事件、低劣的文化程度、低劣的就业等四项因素作为检验生平境遇与重新犯罪风险相关关系的测量指标。根据检验结果，对照逐级年龄生平境遇犯罪理论第二个核心命题相应假设，假设8可完全证成。
（六）不良交往行为强度测量模型
不良交往行为强度测量模型包括五项测量指标：一是赞同违法模式，包括同辈伙伴早年赞同暴力强度与赞同销赃强度等两项因素；二是同辈伙伴显明发展道路模式，包括同辈伙伴早年暴力等一项因素；三是同辈伙伴隐秘发展道路模式，包括同辈伙伴偷窃、欺诈、破坏财物等早年越轨行为三项因素；四是同辈伙伴威权冲突道路模式，包括同辈伙伴当面骂老师、抽烟、喝酒、赌钱、吸毒、文身等早年挑衅或违纪行为六项因素和同辈伙伴逃学、离家出走等早年规避权威行为两项因素；五是同辈伙伴成年早期遭受行政处罚强度等一项因素。不良交往行为测量模型Cronbach''s系数为0.878，其可信度被认为是非常好的；Nagelkerke R2为0.056，说明所用模型拟合优度极差。兹就该模型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分述如下：
1．同辈伙伴早年赞同销赃强度与重新犯罪风险正相关
根据个体不良交往行为强度测量模型测量结果，我们发现同辈伙伴早年赞同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赃物（P值为0.006）的强度与重新犯罪存在显著性关联。同辈伙伴早年赞同销赃强度（系数为0.33）越强，则其重新犯罪风险越高；反之亦然。通过描述统计我们发现，再犯组罪犯早年赞同销赃的强度明显高于初犯组罪犯。
2．同辈伙伴早年偷窃行为强度与重新犯罪正相关
根据不良交往行为强度测量模型检验结果，个体同辈伙伴早年偷窃行为强度（P值为0.028）与重新犯罪风险存在显著性关联。同辈伙伴偷窃行为强度越强，则其重新犯罪风险也就越高；反之亦然。据此，我们将该因素作为检测个体隐秘发展道路模式的测量指标。根据描述统计，再犯组罪犯同辈伙伴早年偷窃行为强度明显高于初犯组罪犯。
根据不良交往行为强度测量模型测量结果，同辈伙伴显明发展道路模式、同辈伙伴成年早期遭受行政处罚强度两项因素（P值均大于0.05）与重新犯罪均不存在显著性关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同辈伙伴早年挑衅老师权威强度（P值为0.007）与重新犯罪风险呈负相关。由于该结论与事实相悖，故我们采用偏相关分析来判断其是否与重新犯罪风险存在真正的关联。通过偏相关分析，我们发现两者偏相关系数为—0.056，其绝对值明显小于1，且P值为0.51＞a。据此，我们认为同辈伙伴早年挑衅老师权威与重新犯罪并不存在真正的相关。
综合上述，我们将个体同辈伙伴早年赞同销赃强度与同辈伙伴早年偷窃行为强度作为检测不良交往行为测量模型的测量指标。对照逐级年龄生平境遇犯罪理论第三个命题相应假设，假设9亦可证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