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到1926年修订的《民国民律草案》中，立法者们设立了内含28条的“宗祧继承”专章，并将它放在“遗产继承”前面。这并非所谓“历史的倒退”，而是立法者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进一步明晰了礼与法的关系，确立了传统礼制中应归入法制的一些内容。
由于《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并未能实施，故仅能反映立法意图。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于1912年颁布总统令，下令除与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其余前清法律仍然有效。因此1928年以前，有法律效力的继承法条文实即清朝法律，不足之处由大理院以判例和解释例加以补充。由于相关民法条文较为散乱，“大理院庭长余棨昌、李祖虞及司法部次长余绍宋诸先生合辑”《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一书，此书比较系统地编辑了现行有效清律中的条文，并对照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进行解释。[5]根据该书第二章“承继”的规定，相对于儿子的“受产人”身份，女儿仅为“酌分产人”。同时，这一章的大量法条都强调宗祧继承的重要性，并将宗祧继承凌驾于财产继承之上，财产继承无非是宗祧继承的附属结果。
（二）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的巩固
1912～1927年间，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它的判例和解释例被全国各级法院和各级政府机关“奉为圭臬，用作准绳”。[6]彼时尚无民法典，民事审判的成文法依据为《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因其条文比较简单，大理院通过大量的判例和解释例进行了补充。关于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的关系，大理院在五年（1916年）上字第一九九号判例中明确表态：“宗祧承继与遗产承继有两不可离之关系，故不合法之继嗣，经审判衙门依有告争权人之告争，宣告无效者，其遗产除依律所应酌给者外，即亦不得由不合法之宗祧继承人承继。”[7]此判决以立嗣问题为切入点，将宗祧继承和遗产继承合而为一。其后，大理院在十二年（1923年）上字第八九五号判例中，根据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引申出：“现行承继法系注重宗祧之不绝，而不仅在遗产之虚悬”。[8]
至于祭田的继承，大理院早在四年（1915年）上字第二六二号判例中即已规定：“嫡庶子男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所生，只以人数均分。苟系庶子，就共有祀产自能主张均分收益之权利。”[9]这一判例认可了嫡子和庶子平等的宗祧和财产继承权的同时，否定了女儿的祭田继承权。
（三）裁判中的体现一以1920年谢宜凤案为例
在笔者查阅的1912～1949年浙江龙泉法院档案和1939～1942年浙江杭县地方法院档案中，仅见到一例女儿请求祭田权利的诉讼。1920年，浙江省龙泉县17岁未婚女子谢宜凤自幼随母改嫁，长大成人后提起诉讼要求轮管其生父房分的祭田。龙泉县知事判决驳回起诉后，浙江永嘉地方审判厅维持原判，其理由为：
创设祭田原供祭祀之需用，必须具有与祭之身分者始得享祭田之利益，吾国嗣子制度重在宗祀，而宗祧之承继专属男系，非女子所能享有，是控诉人无论已嫁未嫁均不得认为谢忠选之承继人，即不得与闻谢姓之祀事，则系争祭田当然非控诉人所能过问。
判决书认为祭田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其与户内私有财产有所不同。亲女仅有承受户绝财产的权利，户绝财产作为无主财产归于亲女，而不包含祭产在内。审判厅就祭产与户绝财产的区别作了详细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