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补偿说、惩罚说、目的解释说等三种观点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就补偿说而言，若将违约金性质认定为补偿性，那么当违约行为没有造成对方损失时，则违约金条款没有适用余地，这是违反意思自治规则的。其实这种观点至少违反了两个基本规则：一个是违约金的性质本应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这是合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法定或约定的，应根据实际损失的情形进行判断，所谓“原则上推定为赔偿性违约金”的依据何在？它为什么不是惩罚性违约金？另一个是，作为补偿性违约金，本来不能“额外请求损害赔偿”（上文提到的梁慧星先生和崔建远先生的观点），为什么又“允许债权人请求损害赔偿”？岂不自相矛盾？

　　第二，就惩罚说而言，这种观点并没有否定违约金的补偿性，只是强调了违约金的惩罚性，认为违约金的首要性质表现为惩罚性，而不是补偿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当没有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时，判断违约金属于哪种性质，应当放在具体的案件中进行，不能想当然地进行界定。

　　第三，就目的解释说而言，该说人为地设定了“当事人约定违约金性质”的前提条件，但从法律的规定来看，并不能推论出这样的预设前提。我们认为，目的解释说过分强调了当事人约定的意向，脱离了现实生活的鲜活性。所谓的“目的解释”最终陷入了不可知论，因为现实生活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大都没有考虑违约金的性质，而是作为违约救济的基本手段。硬要穷追不舍地“解释”出其性质，无异于缘木求鱼、画地为牢。

　　我们认为，补偿说、惩罚说和目的解释说均不能正确揭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所规定的违约金的性质，补偿与惩罚双重说才是正确的观点。“该说将违约金认定为兼具补偿和惩罚双重性质，在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没有问题。当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违约金属于赔偿性质；当违约金高于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违约金兼有赔偿与惩罚的双重功能，违约金与损失相等部分，违约金应解释为赔偿性质，超过损失的部分，违约金被作为惩罚性质，当然有适用该条的余地。这种解释克服了将违约金性质认定为赔偿性质的弊端，在逻辑上能自圆其说。[12]我们之所以坚持补偿与惩罚双重说，还有如下理由：

　　第一，《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实际上确认了惩罚性违约金。因为，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理解，高于损失的违约金即体现了违约金的惩罚性。并且，合同法仅要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事人的请求对过分高于损失的违约金进行调整，对不是过分高于损失的违约金，法院和仲裁机构都应当予以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承认违约金的惩罚性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只要违约金不“过分”高于实际损失，就应按约支付；更重要的还在于，请求调低违约金数额，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裁判机构不能主动为之。这就表明，即使“过高”的违约金，也有如约支付的可能。

　　第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由于支付违约金还应履行债务，表明违约金是专为对迟延履行行为予以惩罚而设定的，这就有惩罚作用。由于法律已经对迟延履行的违约金的性质作出了规定，因此，只要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改变法律的规定，则不管当事人是否约定了迟延履行违约金的性质，一旦发生迟延，违约金就具有惩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