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本身很可能是个病句。我们按照最为通常的字面解释方法来解读该语句，可以得出至少两种含义，第一种即，每个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中既有农民也有城市居民[2]，对于所有这些代表来说，或许他们相互之间比较起来，各自所代表的选民总数可能不一样，但是在每个代表的选区内部，农民和城市居民各占一半，正所谓“所代表的城乡人口相同”。这是一个字面上符合逻辑的解释，但是在实际中当然是荒谬的。如果每个选区当中的农民与城市居民都是一半对一半，那么全国的农民人口显然就是50%，然而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客观存在，不可能用一部法律来“要求”某种人口比例。在实际的选区划分中，这种解释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几乎无法做到在如此精确的划分每个选区从而保证所有选区当中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为1：1。
城乡相同比例只可能是另外一种解释，而且必须放在中国特定的选举实际中来理解，那就是城乡二元选举体制。人大代表有两类，来自农村地区的代表和来自城市地区的代表[3]。要理解什么叫做相同比例，就必须回顾过去“不相同比例”的历史。本次选举法修改以前，城乡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最高可以达到1：4[4]，也就是说，假设某一城市代表所代表的城市居民的人口数是P，那么某一农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就可以是P到4*P之间。也就是说，4*P个农民能够拥有一名人大代表，可是P个城市居民就可以同样拥有一名代表，显然农民选民的选票价值是打了折扣的，其投票力仅相当于一张城市选票的1/4，这就是所谓“1/4条款”的由来。修法之后，为了保证农民的选票与城市居民的选票有相同的价值，所以每个农民代表背后的农民选举数量就必须和每个城市代表背后的城市选举数量一样，这才是所谓的“城乡按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样的选举制度的推论就是，农民多的省份，其代表当中农民代表也就相应较多；假如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农业大国（这里指人口当中农民居多）的话，那么自然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就多半坐着农民代表，这才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选举权平等原则。
2、选举实践中如何保证城乡相同人口比例——代表名额如何计算和分配
如上文所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实现方式必然是城乡分开选举人大代表，类似一种“隔离但平等[5]”的做法。为什么必须是隔离的？因为在一个混合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选区中当选的人大代表无法辨识其究竟是代表农民还是代表城市居民。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某一选区的代表或议员就是代表了本选区，仅此而已。但由于我国选举法规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所以实际上就必须分别选举农民代表和城市代表，这是唯一的逻辑结论。
具体的计算过程应该是，首先确定某级人大的代表总数，去掉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基本名额和其他应选名额，就是基于人口的名额了。然后用本级行政区划的人口数除以该名额数，得到本地区选举人大代表的人口因子——即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演示如下：
假设本地区总人口为N，基于人口分配的代表名额定位D，人口因子为U，那么U=N/D。
于是，在划分选区的时候，就应当按照人口因子U为基准。选举法规定每个选区产生1到3名代表，因此每个选区的人口应大致保持在U、2*U、3*U，这样在误差范围内，才能保证城乡选民所享有的投票权是平等的。由于采取了统一的人口因子的计算方法，因此无论是在哪一级人大，农民代表与城市代表的比例都是与本地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相符合的，反映了本地的人口结构[6]。
3、城乡二元体制之大背景下的城乡二元选举体制
本次的选举法修改是本着保障农民的选举权、促进城乡政治平等的初衷的[7]，但是二元选举体制存在本身并不是一种为了政治平等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在一个更为广义的不平等背景中进行的有限的矫正，这个不平等的背景就是城乡二元体制。
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历史其实比很多其他法律部门和法律制度都要悠久，早在1953年我国就制定了第一部选举法，但是也早早地开创了“不平等投票”的先例。该部选举法用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的代表名额，确定了农村与城市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这种“不平等投票”制度的设计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与建国之初阶级构成和国家政权性质之间的客观矛盾密不可分。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这些在选举上不同比例的规定，就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将来也一定要采用……更为完备的选举制度，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8]。有学者认为，当时考虑的是国家的农业人口太多，还是一个农业国，加上当时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所以制定了这么一个比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