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法官指示能够弱化法官的知识权威。法官之所以能够在审判上对陪审员占据优势，就在于法官所具有法律知识和使用这些知识来认定事实的技巧。让陪审员了解案件所应争议的法律，加强陪审员与承办法官之间的沟通，可以弱化承办法官的知识权威，从而保持合议中各合议成员的平等参与权。

　　第四，法官指示制度提出了一个新兴思维，即不需要通过对陪审员的专业培训和专门管理，就可以使平民陪审员获得审判所需要的法律知识，从而防止陪审员“平民化”思维的丧失。法官指示制度采取一案一指示来替代“精英化”的培训制度，同时还可以使人民陪审员参审的随机抽选制度不至于流于形式。随机抽选的目的就在于防止陪审员与法官事前就达成一致的协议，从而影响陪审员制衡法官权力功能目的的发挥。实践中，法官往往基于司法效率而放弃随机抽选程序，而径直选择业务娴熟、与己亲善的陪审员参与审判。而法官指示制度，能够使法官不需要考虑陪审员自身法律业务是否娴熟，从而能够激励法院落实随机抽选。

　　三、借镜下的审视：比较法视野下的反思

　　目前，我国法官指示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存在不足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域外法官指示制度的解析，能够反映出我国现行法官指示制度的缺失。

　　（一）借镜—域外法官指示制度的考察

　　1．美国

　　法官指示制度主要源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的发展，作为陪审团制度适用典型的美国，以明文的形式确立了“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如《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联邦民诉规则》），就单独用一个条文（第51条）明确规定了法官对陪审团指示的内涵为：“在开庭审理中，在证明活动结束之后或在此之前，或者法官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在陪审团退庭进行秘密评议之前，事先告知陪审团成员，他们对争执的事实作出裁决时所适用的法律原则。”[8]在实务中，法官指示实际上贯穿于审判整个过程，只要未进入陪审团秘密评议阶段，法官都可以主动进行解说，其前提只是法官认为适当{6}。同时，法律对法官指示的内容规定得较为完备，美国法官指示的内容不仅包括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对陪审员权利职责与义务的说明。

　　考虑到陪审员来自于公众，公众话语与法律用语具有的可能差距，将导致陪审员在适用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时公正的丧失（如有因与无因、信赖利益、盖然性原则等法律术语的理解，对于陪审员而言有时无异于是外星语言），法律要求照顾平民陪审员的知识结构使之易于理解法官所作的指示。虽然法律对法官指示的形式并未限制（在形式上指示可以是以书面向陪审团朗读，也可是以口头指示），但是要求“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不仅仅只是法条的宣读，而要在说明法条之后，对法条中包含的法学理论、法律术语进行详细解释，务必使陪审团成员能够明白法条。

　　另外，为了保证陪审员获得正确的指示，法律赋予当事人或其律师参与提示法条的选择权。如美国《联邦民诉规则》第51条规定，“在开庭审理中，在证明活动结束之后或在此之前，作为法院的合理指示，任何当事人可以提出书面要求，请求法院向陪审团成员指示在该请求中提出的法律问题。”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0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故在美国，指示虽然是法官的责任，但实际的作法往往是由律师或当事人提出指示方案，帮助法官来进行指示。同时，在美国，法官对于陪审团的指示，律师认为指示不对，可以提出异议。而且，如果法官的指示有如下三种情况，可以作为驳回判决的理由：(1)作为正确的指示应当指出的事项被遗漏了；(2)对在指示中所记载的不恰当事项曾提出过异议，但法官仍然记载；(3)把错误的法律说明作为指示的根据。但是律师对法官的指示错误如不及时指出异议，就不能作为驳回判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