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一 法条对比（表略）
2．主体向度—承办法官的职责
《规定》规定，法官指示制度的适用的主体是承办法官。承办法官，也称“主审法官”、“案件承办人”，即具体负责处理案件的人。按照一般的理解，承办法官是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而在合议庭内部进行分工的产物。承办法官的类似称谓主要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文件中：“承办人”在《关于报送死刑复核案件的几项规定的通知》等53个文件中出现过，“承办法官”在《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等2个文件中出现过{3}，但是对其职责一直未见于文。直至 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才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职责规定》）第3条对承办法官的职责予以界定。[2]但并未明确承办法官对陪审员的指示权，而且也与《合议庭规定》中由承办法官介绍案情的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实际上限缩了承办法官的权力，将之定位为合议庭和审判长的辅助者。[3]
3．制度指向—主要针对陪审员
虽然《规定》对于法官指示制度是站在合议庭的立场，由承办人员总体上对合议庭其他人员（包括陪审员）进行法律解说，但该制度的针对对象仍旧只是对案件法律不太明了的陪审员。第一，合议庭其他法官并不需要法律指示。合议庭中其他法官均是拥有娴熟法律技艺、具有丰富法律知识的法律执业者，对案件所应适用的法条及证据规则的理解并不会弱于承办法官。这一点在承办法官与审判长并非为同一人的情境，更为明显。第二，指示制度修改和替代了《合议庭规定》中承办法官对案情的介绍（见表一法条对比），实际上还削弱了对于合议中其他法官的帮助作用。对于其他合议庭法官而言，他们希望能够从承办法官口中获知的是案情争议点及案情概要，而非对于法律的解说，[4]故这种替代针对的只能是存在法律知识短板的陪审员。
4．内容规范—涉及案件的相关法律和证据规则
《规定》将法官指示的内容大致分为两类：案件涉及法律、法规的指示以及案件所涉及的证据规则。但这是否仅仅意味着一种程序法指示的限定，即对于程序法的指示只应涉及证据规则适用？对此，可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规定》中明确提出“所涉及的证据规则”，只是一种提示性规定。证据规则的性质究竟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在学理上有争论。但是，可以肯定这种证据规则都是隐含在法条之中的，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因而证据规定其实是包含法条所述的“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之中。第二种理解，我国审判的原则之一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因而《规定》将法律、法规与证据规则分开，主要是针对陪审员评议案件的两个不同环节—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述两种理解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法条技术设计，但是殊途同归，均说明了法官指示不仅应包括证据规则，还应该包括任何可能与本案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