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法为例。长期以来，中国法律史学界为中国古代有无“民法”的问题争论不休，直至今日仍未尘埃落定。其中一种主要的看法是，中国古代虽无西方那种分化形成的独立民法体系，但始终存在着发挥类似于西方民法之功能的民事规范体系。维特根斯坦曾经提醒我们注意：当我们说两事物相似的时候，其实是在强调两者的差异。因此，上述那种四平八稳因此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也不过是以迂回的方式隐藏了中国/西方在此一领域中的区别。不过，一旦将论域拉近至清末法制变革以后的中国近现代，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无论是民法学界，还是中国法律史学界，均不得不承认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在20世纪初，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民法体系和民法学科，这一主要由德国民法继受而来的整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自此成为中国立法、司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比方说，当时开始使用的“人格”、“私权”、“权利”、“所有权”等概念，与今天法学院中教授的民法学仍然息息相通。[14]而有着这种知识层面上之延续性的，民法体系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因此，与考察宋元明清时不同，研究这一时期法律历史之展开时，运用今天的主流法学知识体系基本上不会显得相悖。而这种在同一法学知识体系中的较好共融性，使得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能够引导人们洞察今天法学知识体系的前世今生。这不仅仅只是具有法律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还可以增进其他法学学科对自家知识体系的深刻体认。从今天的学术动态来看，已有一些学者开始这一进路的研究，但相对其重要性而言，研究人员的数量仍显稀少。

　　后一个理由则主要着眼于实践层面。二十多年前，霍布斯鲍姆等人合著了一本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这本书看似离经叛道，但却极具说服力地提醒我们注意：所谓的“传统”，常常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它看似久远，但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15]的确如此，深刻影响着今天法制的“法律传统”，事实上，也并非如同很多中国法律史学者饱含民族情感地声称的那样，是扎根于中国历史悠久的过去；它更多的是近一百年来注入的内容。在最近的研究中，黄宗智准确地指出，已经初步成形的现代中国法律，“其组成因素中既有清代遗留的成分，也有可以称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排除其全能主义政权而突出其”革命的现代性“的部分）传统，而在这两者之外，更有从西方移植（并经国民党政府修改）的成分”。[16]在构成总体“法律传统”的三大混合因素中，相比之下，现代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法制方面之遗存，以及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这两部分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国法制的最大特点，如同华裔美籍学者李浩（VictorH. Li）大约二十年前就在其著作中委婉展示的那样，是一方面向西方的形式主义法治靠拢，另一方面仍在骨子里坚持“政法传统”。[17]前者来自于与世界接轨的现时应对，后者则可以上溯至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造。遗憾的是，今天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却甚少照顾到这两个至为重要的方面。且不说当今法学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基本上以1949年为时间下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1949年以后的研究甚至不被视为法律史的任务，就连作为“政法传统”前身的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法制，也常常在本科教学中被当作是自学的内容；迄今为止，对这一时期展开较深入研究的专著，更是寥寥无几。这是一个悖论：它意味着中国法律史学者用力不足的研究领域，却反而真正是对今天现实有着直接影响的“过去”。

　　以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法制为例。二十多年来，中国法律史学者撰写了数量可观的专著，但关于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法制的专著，至今却仍是屈指可数。这样一个落寞的研究状况，与被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极不相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政治意识形态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政法传统”，并至今保留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从法学学术的进路（而不是通常那种四平八稳的党史研究进路）考察“政法传统”前世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法律人深刻认识今天的法制实践，并进而可能予以完善与改进。遗憾的是，即便是现有的少数几本著作，坦率地说，也均倾向于停留在史实梳理的层面，而欠缺思想启示上的深度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中国法律史学者尚缺乏足够理论分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