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种与普通法传统相伴、并因此赋予本国法律史以深刻现实意义的法律发展延续性，在我们这里是否同样存在？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律变革，终结了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华法系，从而在与旧有法律传统的断裂中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至今未变。从清末变法开始，直至1930年代国民党六法体系的完成，其间虽说多有传统的保留，但中国大陆整个法制框架的建构，总体上却是取法德国与日本，追随大陆法系的传统。1949年政权鼎革之后，国民党的“六法体系”随即被废，从此开始了仿行苏联、建构整套法制的数十年坎坷经历。1980年代之后，“去苏联化”的同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仍以移植为主，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西方先进诸国。如此频繁的法律断裂性变革，自然使得中国旧有的法律传统与近来以来的现实法制之间，呈现出来的断裂痕迹显而易见。

　　列文森（JosephR. Levenson）在研究中国传统儒学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隐喻--“博物馆”。[8]中华法系的法律传统，虽也曾辉煌于世，但经此种种断裂性的变革，丧失发展的空间，沦为历史的遗存，在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成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西法东来，取而代之，造成一种颇为尴尬的学术局面：一旦追溯今人所称道的法制现代性之历史谱系，竟然只能寻诸西方。在法制话语的当代言说中，说学者皆是“言必称罗马”可能不当，但避而不谈中国旧制却极常见。这种由实践中的“法律继受”导致的学术上的“主客易位”，竟使得“在今日的大学学科格局中，中国法制史就成了外国法制史，而外国法制史却实实在在变成了与当下中国法律相衔接的法制史。”

　　这种窘境导致的后果就是，由于法律传统延续性的缺失，使得对清末以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通常只是作为书斋中的学问存在，而不易在现代中国的疆域内运用于现实（1997年之前作为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是一个极其少数的例外）。由于不存在类似于普通法传统那样的巧妙混合“史”、“法”的机制，更由于近代至今断裂性发展的“法律继受”所带来的“主客易位”，中国法律史研究与中国现实法制的联系微乎其微，从而呈现出严重的背离与巨大的张力。丧失现实运用之可能性的中国法律史学，在法学院中自然难免被视为“虚学”，而与法学日益注重实务的本质显得尤其格格不入。在我看来，这是继受西方法律以建构本国法制主体的后发国家所要遭遇的困境，甚至说，还可能是非普通法传统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命运多舛的中国也许最为典型。

　　三、传统说教的无力？面对法律史的意义

　　今天在法学院中使用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几乎都会在导论部分声明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其文字篇幅，因各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然究其内容，一般不外乎几点：其一，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其二，学习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将有利于充实法科学生的专业知识。

　　上面的第一个理由，在我看来，其实是从民族情感的意义上强调学习本国（法律）历史的意义。这无疑“政治正确”，但一旦放置在今天法学院的场域之中，其实多少已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这不仅是因为，实用主义早已在中国的法学院中风行多年，与实务取向没有直接关连的学科，通常都会遭到质疑，“对于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强调为知识而知识是一定不会被接受的，必需另外找出一个‘切合实用’的理由才行”[4]，而且还在于，如果仅仅只是以传统史学的教授方式灌输知识（这几乎是目前法制史教学的通例），那么其实与今天“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学科的定位并不相称。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不重要；相反，我认为今天中国法学院的学生，常常是显得过于技术化，匠气十足，却缺乏人文的熏陶。我只是想指出，作为法学院中一门必修的法学学科，即使与传授实用技艺的其他部门法课程存在着巨大差别，法律史也应该适当突出法学的专业品位，而并不能仅仅因为其讲述对象与（古代）法律相关，就自认为天然地具备正当性。否则的话，尽管中国法律史课程的论域相对专门化，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不过就是针对法学院学生的通识性历史教育而已，未必一定要法学院设置专职教师专任其事，并让学生们将之作为法学的专业课程修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