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赋权性规则、补充性规则、强制性规则的判断，该学者主张结合公司法的字眼进行判断，认为：第一，但凡包含“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还可以……”等词句的法条，一般情况下属于赋权性规则，这些字眼在新《公司法》中总共出现115处；第二，我国新《公司法》中包含“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全体股东约定……的除外”词句的规则，为补充性规则，计有4条；第三，强制性规则（Mandatorv Rules）。这些规则不允许公司参与各方以任何方式加以修正。我国新《公司法》在股东出资、高管义务、债权人保护等方面，设定了大量的强制性规则，“不得”、“应当”、“必须”这些标识性的字眼总共出现271处。[8]

　　笔者认为这些判断标准大体上是符合逻辑的，可以结合起来作为我们判断公司法条文性质的初步性依据。

　　（三）《公司法》第44条性质的分析

　　结合上述公司法规则的分类及判断标准，我们可以对公司法第44条的性质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首先，从该条文的内容来看，该条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规定，属于结构性规则。结构性规则通常为赋权性规则。然而，从该条文的字眼来看，却并非这么简单。第一款中出现“由公司章程规定”字眼，当为赋权性规定，也就是说，公司章程就重大事项之外的事项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约定的，法律赋予其效力。而第二款出现“必须”字眼，从字面来看，更接近于强制性规则。

　　《公司法》第44条的运用离不开对43条的理解，公司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非常典型的补充性规则，即除非公司参与者明确采纳其他规则，否则适用该规则。

　　按照通说，强制性规则即意味着当事人不得选择适用，也不得选掉（opt-out），如果严格按照形式逻辑推理，并保证强制性规则的绝对适用，将两个法条相结合，即意味着当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权行使方式时，比如约定人数决方式时，对于重大事项的决议则必须通过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而如果公司章程没有约定表决权行使方式，则必须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这样一来，对于重大事项的决议则必须通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资的股东通过，即资本多数决，如果公司章程对此作出不同的约定，比如人数多数决，也会因违反该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然而，公司法条文的理解真当如此简单吗？强制性规则真当如此一刀切吗？学者蒋大兴在其着作《公司法的展开与判例》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一，认为强行性规则也应当像任意性规则一样进行细分，具体在私法领域可以分为行为法法域、组织法法域。其二，强制性规则不能仅以其表象性标志进行判断。在分析公司章程条款效力时，要注意“撩开法条的面纱”，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表面的文字来判断是否是强行性规则。其三，试图将《公司法》规范从宏观上类型化，并根据此一类型化标准简化公司章程与法律的关系是危险的，理由是《公司法》规范都是具体的，不同场景中的强行法规则表现不同，很难构建一种统一化的一劳永逸的类型化标准，因此，作者提出应该进行一个个案化的分析。其四，自治与强制始终是一对纠缠于司法中的矛盾，我们在解释、判断司法规则的强制性本质时，应尽可能地追求到达底线，只宜将那些损及某一司法根本制度、体系乃至社会根本价值的规则定位为强行法，不能随意扩大解释。[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