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用这种过于通俗的文字来进行文学创作。其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也就因通俗易懂而丧失它的精神价值。因为文学是靠文字来展现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的。蕴含于文学中的思想，情感，美感，品性，美德，情操这一切都要靠文字来展现。而且文字在表述上的深浅直接影响着文章中这一切的深浅。也就是白话文的浅显表达，使我们难见到深邃的思想，难看到狂热的情感。使我们错误的认为人类精神价值的东西似乎已销声匿迹。的确，现代人已经很不关心精神文化的东西了。他们已经在现代生活中习惯于享受，麻木于享受。他们在自己现代生活的范畴内来考虑问题和思考问题。现实的生活让他们更愿意接近现实，接纳现实，更符合于生存。也正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抹去了人许多的精神追求，包括对文学的追求。没有了现代人的拥爱，文学自然也发展不景气。搞文学的人多半也是哼哼唧唧，无病呻吟了。

　　文学的垂死现象并不是好事。现代人有了充裕的物质生活，甚至有了五彩缤纷的现代生活；但是精神世界却相当匮乏，人们的思想，德行，品性，情操也止步不前，甚至还出现倒退的地步；人们并没有因物质上的进步而精神上有所进步，也并没有因生活富裕而感觉更有品味，更有见地，更有涵养。物质可以让人们从贫穷向富贵转化，却无法让人们从富贵向高贵转化。要让人能变高贵，有德行起来，靠的还是主导人的精神；而要想让人的精神高贵起来，靠的还是表述思想的文字。

　　要改变中国文字的方向，要重塑中国文字的信心，要重把中国文字从“白色恐怖”中解救出来，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渗进许多外来因素。中国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影视对大众的影响更是普及化。这些影响都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国经济，生活，文化的世界性接轨，也迫切需求中国的文字方向能有所变化。这样也才能适应中国已经提高的生活品味。

　　我们要改变中国的文字方向，并不是要让我们的语言全盘西化，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西方本身就存在巨大的思维差距，而且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可以立足于人类的自己所独创的文化领域，它代表着一类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它本身就是世界文化的一个优秀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性，魅力性并不比西方文化低一等；可是，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字总是打不进世界的内部，成为人类所瞻仰的文字。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字是向内发展的，较之西方文字而言，它过于内化，过于压抑，过于谦卑，它本身不具备扩张的欲望，它所表达的思界比较狭小，它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征服感；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字最缺乏的是力量，一种能够掀腾人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并不是描述一些道德箴言就能够拥有的，而是要打上人类智慧，意志和精神的烙印，而是要洞穿人性，抵达灵魂高度的文字。“因为人的情绪会透过肉体的任何表皮而自行显现，所以由于他的处境而生的惨淡神色透过那棕色而出现在面颊上，可见灵魂比太阳更有力量。”文字的力量正是来源于人的灵魂，来源于人类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正是因为缺乏灵魂的力度，黑格尔才会如此不恭地评说中华文化的一代宗师孔子。

　　讲到人性的掀腾，中国近代最能掀腾人性的要数鲁迅；但他掀腾的也仅仅局限在中国人身上的那种特有的被特定化的社会压抑下的人性，他无疑揭示一些特定的民族劣根性。他揭示的人性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讲，并没有达到本质的泉源，却仅仅是滑稽的一族，供人观赏的人性的一面。举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人并不能如中国人那样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祥林嫂所揭示的人性的现实意义，他们仅能知道在中国人中有祥林嫂那一类典型的人存在而已，但这一类人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里引起共鸣和反省。对人物塑造仅仅是局限在特定的历史，人文社会环境中，理所当然作品的影响力也必定局限于特定的人群范围内。　　说起对人物的塑造，令人想起肖伯纳对易卜生的评说来，他说：“易卜生使用非常厉害的手法狙击观众，把他们绊在圈套里，跟他们交手，老是对准他们良心上最难受的地方开枪。……先设下一个圈套印有观众做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然后在下一幕里根据这个判断把他们定罪，往往把观众弄得非常狼狈。”这便是超然的文字表现手法。如果文字不向人的良心，德行，精神开刀，并有手术成果，那么文字就失去了它本身的天赋，这样的文字也就走不了，成不了多大的气候。

　　我们应该从我们长期驻守的心性中回过神来，启发我们的智慧，达到心灵所要求的高度，以意志和精神为活动的空间，并在心灵上找到美好的感觉。一切出发点都归结于精神的源泉，握住生命命运的本质，去阐发来自良心所能企及到的一切体验。这正如爱默生在《自然沉思录》里所写：“世界不是多重力量的产物，而是一个意志，一个心灵的产物，这个心灵活动在所有的地方。在每一束星光里，在池水的每一个微波里。一个人有多么仁慈，他就有多么富有。所有的事物都源自一个精神。精神在不同的场合被赋予不同的名字--爱，正义，节制，就像同一个海洋沿着它冲刷着的每一个海岸唤以不同的名字一样。所有的事物都源自同一个精神，而所有的事物又都因这个精神而和谐地共处。当一个人追求善的目的时，他就享有了自然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如果他从善的目的那里飘然近引，那他就马上丧失了力量和辅佐，他的存在失去了深远的渊源，他变得越来越渺小，成为一粒微粒，一个点，最后陷入不可救药的境地。”爱默生所讲的这话，正是中国文字所应向往的境地：一种精神代表着一代智慧，一代智慧象征着一种博大的情怀和一种强大生命力。中国文字要长成世界级的雨林气候，并不是光靠原有的德行就能造就，它还必须找到一种超乎自然的伟力，这种伟力不仅仅包含善的一面，也包括来自精神的实质。这种实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外界事物的无止境的探求，包括对整个宇宙的探索；另一面是对人自身生命体的探索，而这种探索靠的就是思想。正如海德格尔说的“思是一种诗化的智慧，思的任务是放弃以往的思想，去规定思的事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突破陈规的思想牢笼，让思想如流动的活水不停地涌动，不断地更新出新的血液，不断让思去规定出新的事物。“思”为之“在”， “在”为之“思”； “思”与“在”同生同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