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下面展开细解：
1.旧政权和旧制度被推翻的政治事实：旧政权和旧制度被推翻或被废弃是制宪的根本的事实性前提；从正面来说，夺取政权是制宪的前提，主权权力的事实先于规范的权威。而战争与革命的胜利又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因此，序言须从战争与革命的胜利开始叙述。但战争的胜利不是推翻旧的统治的充分条件，胜利的战争与革命还必须具有正当性，然则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词来表达战争与革命的正当性呢？序言没有求助于“正义”之类的形容词，而是在“战争”和“革命”之前分别加上一个修饰语“人民”。言下之意是，人民的战争、人民的革命天然正当，言简意赅，有如神来之笔。
2.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人民便变成了主人。“主人”是中国政治的习惯用语， “主人”本来和“仆人”、“奴隶”相对应，是主奴关系或主仆关系的一方。在《共同纲领》中，“主人”对应于“被压迫的地位”，其根本内涵是主权者或主权的所有者。但是，人民如何“当家作主”呢？那就是“中国人民”“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注意这里的主语是“中国人民”，即是说，中国人民是建国的主体。可惜这一点政治哲学的智慧到1982年宪法的时候反而丢失了，在那里“中国人民”变成了宾语。对国民党的统治的描述使用了一个形容词“反动”，所谓反动就是反人民，逆人民而动。言下之意即是说，新的替代品——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人民为主人的（of the people），由得人民的（by the people）,自然也是为人民的（for the people）。
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序言第三句可简化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注意这个句式把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一化了，既保持了与共产党此前的统一战线主张的连贯性，也表明了新政权的历史正当性，因为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受欢迎。附带指出，1954年宪法不再沿用该同一化的句式，而是单独叙述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第三句还界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结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构成，“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当性：序言第四句可简化为下述语法结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既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深受欢迎，那么，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该战线的一个机构、一种组织制度的实质正当性便自明了。第四句还界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足见其广泛的代表性。
5.主权者代表：第五句最关键的概念是 “代表”，它把主权者人民和政治协商会议连接起来，使政治协商会议获得排他的正当性，使“全国人民”获得制度化的表现形态。全国政协的根本政治职能或任务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些是主权职能，由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承担。全国政协在行使制宪权时性质上不同于日常代表机构，这一点，后面将详述。
6.政治共识与制宪：第六句从语法角度看由两句话构成。第一句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关于基本政治共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第二层是关于制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第二句申明《共同纲领》的最高法律效力：“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全部叙事深深印入我们心灵的是“人民”语词。“人民”不仅是序言的高频率用语，而且构成序言叙事的基本逻辑要素。全部序言归结到一点，就是在申明《共同纲领》的人民性。人民性是一个中文生造词语，实际上就是民主性，或民主正当性。为了进一步展现序言的论理逻辑，我们不妨一步一步倒推：
1、为什么《共同纲领》是中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为它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
2、为什么政治协商会议有权制定宪法？因为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
3、为什么政治协商会议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因为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4、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新中国的制宪权主体是什么关系？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5、新政权相比旧政权为什么是正当的？因为新政权是“中国人民”成立的，且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旧政权是反动的，即反人民的。
6、中国人民如何变成了主人，建立新政权？主权者人民通过战争和革命的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
把全部的逻辑过程重新顺过来，把第一环和最后一环直接对接起来，我们发现序言叙事的根本逻辑结构就是“人民：革命——制宪”。为了强化革命、制宪的正当性，一切根本的政治行为、政治组织、奉行的主义与政策都冠以“人民”的名义。自此之后，人民的语言格式在历次宪法中被不断重述、复制。如此高频率的人民语词是否必要或者说是否构成语词累赘与滥用？这里姑且不论。这样的语言现象起码证明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思维惯性：把人民作为正当化的直接源泉。当一国的政治行为与组织设置都习惯于直接诉诸人民语词而获得正当性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人民语词与民主行动是否一致？换句话说人民真的在行动吗？人民真的说了算吗？直接诉诸人民是否会妨碍法治的建立呢？“革命——制宪”对于1949年的《共同纲领》既是一个编年史事实，也是自我正当化的逻辑。自1949年以来，这个论理逻辑一直是中国正统的宪法思维，只不过在文革中“革命”转换为“继续革命”，1978年后转换为“改革”而已。总体而论，中国人的宪法思维一直没有摆脱制宪权的概念，没有摆脱进步的实质追求。当制宪权变成了政治家和法律人的日常宪法思维的时候，当实质的进步追求压倒一切的时候，实定宪法便永远没有规范性，不会被看重，日常的规范政治便没有指望。
四、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的制宪机关
施米特根据历史上的制宪权主体的差别，把正当性的类型大体上分为王朝正当性和民主正当性。当权威要素占优势时，国王制宪权就受到承认；当人民至上的民主观点占优势时，宪法的效力就建基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在他看来，只有着眼于历史根据，只有着眼于王朝正当性和民主正当性的区分，才谈得上宪法正当性。[35]我理解，在他看来，宪法的正当性仅仅具有描述的意义，无非陈述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盛行的观念而已。他还提到第三种制宪权主体，即“少数派”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具有贵族制或寡头制的形式。他误解无产阶级专政，把20世纪的俄国苏维埃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混为一谈，认为二者都包含着新式贵族制的要素。不过，他认为二者的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还不十分明确，并没有放弃对人民意志的诉求。为了真实不虚地表达此种意志，还应首先创造一些前提条件。尽管如此，基于“着眼于历史根据”的方法论，他肯定这两个国家也实施了一种制宪行为。[36]
我们无法在西方政体理论中获得完整准确地理解新中国制宪权主体的知识资源，施米特的制宪权主体的分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饱含贬义。为此，我们需要求助于社会主义的国体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毛泽东使用的概念不是制宪权主体，而是国体。毛泽东高瞻远瞩，早就指出，1949年要建立的国家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是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即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若干阶级联盟的共和国。若用制宪权的语言来翻译毛泽东的国体论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权主体既不是王朝，也不是贵族，而是人民。但是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阶级化的，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由若干阶级构成的混合主体。
（一）制宪权主体“人民”的阶级化与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人民”的构成
人民作为政治主权的主体，是单一的整体的概念，是现代政治理论构建出来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工具。同时，人民的概念也可以用来指政治体全体成员之和，是集体称谓，是复数名词。纯粹意义的人民主权或制宪权，是由全体公民亲自出场行使的，绝不能有代表这个中间环节。然而，这是不现实的，不仅日常政治需要且只能依靠代表，而且制宪权的行使也必须依靠代表。这样，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概念就更加形而上学化了，然而这又是绝对必要的虚构。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理论的国家理论，一方面借用了人民、共和国的概念，另一方面几乎抛弃了人民、共和国概念的形而上学的虚拟成分，而用现实主义的阶级的概念重新界定之，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奉行马列主义，也根据国情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这些独特的解释被笼统地冠以被人为地赋予了集体内涵的个人化称谓——毛泽东思想。
在1949年特定的语境中，人民的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公民之和，而是扣除了敌人之后的国民之和。谁是人民？这个问题在卢梭的想象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答案是自明的，然而在革命过程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中，这个问题被当作首要的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被革命过程的各种政治势力的聚散变换逐步展现出来，毛泽东以天人般的慧眼认清了各阶级的本质，并予以经典式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