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终身制和“轻教重研”观念，是制度与理念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目前的教授评定很少没有终身制的，基本上是一锤定音、一路到底。从时间效力上分析，终身制的教授评定制度，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教授职称的永久时效。其实，这种做法是极端没有道理的，危害很大。首先，它助长了学问研究的不正之风，不利于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既然评上教授有名有利，又可以终身旱涝保收，那么，就会有人以十分功利的态度去搞科研，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帜，突飞猛进奔向教授。这种状态下的科研成果，并非基于认真而纯粹的创造性思维而来，质量自然难以确保。其次，它滋长了教授的怠惰之心与浮躁之心。一旦评上之后，万事大吉，再也不去“研究”了，也不再去“创新”了，或者至少不认真那样做了。因此，有人常常感叹某教授多少年来不写一篇论文，或者不弄一篇像样的“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对付单位的量化考核，只要不是特别严格，那简直是“张飞吃豆芽”，随便一凑就够了。同时，评上教授之后，这里跑跑那里跳跳，谁给的钱多、谁给的位子高，就往哪里窜，唯利是图。再次，它很容易诱导教授滥用其高级职称身份，违背教授社会责任。物以稀为贵，当教授评审条件参差不齐、宽严不一且又可以终身受用之时，“教授”即不再稀罕，明白事理的人甚至根本不以为然，从不拿教授当回事。这种泛滥发展的职称环境，反过来也会影响职称持有者本人。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不少教授经常在滥用其身份，一点都不自重，说着一些毫不负责任、极端不中立的怪话，阴不阴，阳不阳，气得人牙根也来不及疼。最后，它还浪费了职称指标，拖延了后进者的上进之路。据说职称评定中流行“指标”，只要指标已经饱和或者超量超载，后面的人只能干等待、苦守候，无形中又制造了不公平的评聘秩序。因此，只要缺乏动态评聘制度，不打破普遍终身制，后果就会难以想象，至少会产出一些真不如我父亲的泡沫教授。

　　另一方面，“轻教重研”的观念实质性地贯穿于评定程序之中。之所以说“实质性”地贯穿，是因为在当下教师类职称评定程序中，也会要求教学过关，但这种“重教”的程序只是一种形式，只要科研指标达到了，很少听说有多少人因为教学不过关而被阻挡于更高一级职称之外。所以，从实质上来说，单纯就教学和科研这两项作出比较的话，目前的教授评定其实就是轻教重研的。只要科研成果达到了所在评审区间的准入要求，即便教学环节一塌糊涂、两踏更糊涂，照样不影响教授头衔的顺利获取。事实上，我以为，教授之所以称之为教授，教学能力与水平应该是处于第一位的。当然，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必须以过硬的科研作为支撑，但只会埋头于写写划划，而在讲台上却站不稳脚跟，或者极端不负责任，以最有失教师职业道德的懈怠态度应付学生，这样的教师，要是能够评上教授，是极为荒唐的。说得再真实大胆一些，从做人做事态度的统一性上看，如果忽略受众学生素质条件不计，上课不认真或者不能有效驾驭课堂的人，科研也好不到哪里去。为数不少的教师，其教学与科研的工作模式基本上可以描绘为：课前划划书、课上念念书、课下抄抄书。前者叫做“备课”，中者叫做“上课”，后者叫做“科研”。如果职称评审无视这些因素，不将教学能力放置于突出位置，或者不将此放置于与科研能力同等的位置，则难以产出教学与科研均能达标的“双料教授”。可以说，只要轻教重研的观念不改变，教授群体中就很容易混入一些“只会屋里想、不会台上讲”的“单料教授”。显然，人们之所以对教授不去发自肺腑地普遍敬仰，甚至还会发出形形色色的感叹，与职称评定中的这一片面观念也不无关系。可以想象，一个顶着正高职称的教授，如果开会发言语无伦次、学术演讲不知所云，即便其著作等身、成果满山，多少也会影响其综合评价的。

　　说到这里，我想补充插一句。时下，有不少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于是，有的高校就明确规定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对此，也有人不无嘲讽地说，现在的教授质量参差不齐，不少上了教授职称的人，都纷纷走行政之路当长官去了，真正叫他们走上本科生课堂，也未必一定比非教授级的教师上得精彩、有效。但我以为，就是因为教授水平凹凸不平，才必须要求他们都要给本科生上课。要让更多的人真正认识到这种凹凸不平，而不是捂着盖着，把那些劣质水平的教授隐藏起来。所以，我是坚决主张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的。不是因为迷信教授的高水平而担心本科生失去了一位良师，而是因为想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能够对教授水平来一次最基层的实际检测，看看这些老姜是不是都辣，是不是真辣。

　　其三，职称评定中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及传播，是影响教授形象的作风因素。单是存在门槛低或者门槛有差异性、终身制以及“轻教重研”等制度缺陷，至多可能会造成教授在人们心中的水平信赖危机，但评审中一旦沾染了种种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现象，尤其是当这种“家丑”被外扬出去时，那么，社会对教授的信赖危机就不止体现在水平方面，在人格方面也会， 出现信赖危机，并且后者对教授形象的贬损远严重于前者。当然，我们宁可相信评审程序中，公正占据主流，不公正只是支流。尽管如此，有谁能保证那不公正的一撮就不会影响主流的干净呢？显然，即便不正之风没有普遍刮起，也不能小觑评审歪风的恶劣后果。一般来说，负面的东西较正面的更容易传播。如果评审程序全是公正的，毫无暗箱和黑箱，这种好事的传播主体或许只会局限于主办官方，但一锅粥里只要发现一粒鼠屎，那就会成为奔走相告的小道消息，传播途径多样、传播速度也飞快，且容易放大。因此，没有必要去争论或者论证公正在职称评审中究竟是主流还是非主流，也没有必要去具体列举究竟存在哪些不正之风。评审公正是职称评审中应当贯彻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就会很容易坏事，多心的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投来怀疑的目光。没办法，社会就是这么运行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话很对。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在教授的产出环节存在的不足之处，如果每一位教授能够珍惜来之不易或者来之很易的头衔，尊重自己的职称、身份和地位，真正对得起“教授”这一本应受人敬仰的职称，那么，人们对教授的信任度自然不会无故打折。可是，总会存在一些教授，在拿到想要的职称之后，就离教授这一高级称谓和体面身份越走越远。要么学问荒芜，要么人性缺失，要么二者皆抛，叫人很是瞧不起。此时，对来自社会的指责和舆论的谴责，当事教授不应首先去抱怨批评者，而应认真地反省一下自身所作所为。知错就认，认错就改，要是改好了，还是好教授。

　　说一千道一万，也阻挡不住学问评价中的又一股“歪风”：姜是老的辣。相比学问评价中的其他“歪风”，这一股不仅吹在民间评价中，官方评价中也普遍存在。试举三例说明。一如，在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方面，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享受的命中机会普遍高于低级职称者。这一结论其实不证自明，早已成为普遍认同的公开事实了。本着对职称评定和学术资历的公信效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信任，从整体上来说，教授之学术水平应该高于非教授。如果有谁否认这一结论，那就等于彻底否认了职称评定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作者的文章或著作先入为主地在编辑心中产生信赖优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从教授的产出机制存在的诸问题以及教授群体的良莠不齐之实际出发，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应该是被认可的，那就是：职称不应成为评价作品质量优劣的标准。说得罗嗦一些，就具体的作品来说，教授作者未必一定胜于非教授作者。但是，在学术论文发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大多数学术刊物并不缺乏稿源，排除作品确有突出发表价值及人为关系因素，在同等条件下，不少刊物认为，教授作者的文章处于当然的优先采用地位。这并非空穴来风，从情理上来说，一个学术刊物文章作者的身份，影响着刊物身份。从实际上来说，大凡与学术期刊有过交道的人，可能总会有不够一定级别或者没有一定符号的作者之作品被拒绝甚至抛弃的遭遇。从一些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来看，稍微统计一下，也基本上能够总结出这一结论。此外，以“挂靠作品”现象的存在，也可以得到反向证明。有时候，也或许大多数时候，一个非教授级作者单独投稿，可能命中率十分微小甚至几乎为零，但只要挂上一个教授级作者，或者与教授级作者合作，那就容易多了。当然，在理解又不理解着这些“教授情结”存活于作品发表媒介之现象时，也必须赞赏那些不以职称论作品高低的刊物和编辑。

　　又如，在课题申报与评审方面，尽管有一些诸如青年课题等无须教授主持的课题类别，但仍然有相当多的课题明确要求申请人或者主持人必须具有高级职称或者正高级职称。这同样是典型的“教授情结”，追根溯源，还是发端于学问评价中将教授的学问理所当然地视为高人一等。当社会尤其是圈子内普遍存在安全的教授信赖机制之时，将课题申报的领衔资格授予教授，这无可厚非，对此不服气的人肯定是少数。但当社会尤其是圈子内并未存在安全的教授信赖机制或者当这种机制被逐步打破时，有关方面如果再“拘于一格”地迷信教授，这无疑是在制造一种学问评价“歪风”：职称越高，学问越高。其实，单就课题申请、主持或领衔来看，是不是教授，无关紧要。非教授级的科研人员也有可能完成主持任务，甚至还可能会更加出色。后退若干步说，即便在当下强调教授作为申请人或主持人的环境下，又有多少教授真正在亲自申请或者主持呢？挂名者居多，做实事者为少。

　　再如，在人才引进、使用和待遇方面，教授的机会远远大于非教授，教授的待遇也远远高于非教授，尤其是更低层次职称者。由于前文提到的职称评定中的准入规则差异、终身制、轻教重研观念以及评定过程中一些不正之风的客观存在，加之高校评价中对高级职称教师指标的过度强调，导致用人单位在人才引进时非常重视教授级应聘者，有的高校甚至直接亮出招牌，只招教授或博导。个别高校还将此招聘信息直接搬进了人才交流会，让那些刚毕业的硕士博士们望而却步。试问：有多少博导会风尘仆仆地奔向水泄不通的人才招聘会挤来挤去投递简历？这种招聘，究竟是真心招聘还是只在人才市场上做个广告宣传？不管怎么说，这种引进人才的理念和模式已经暴露出了学问评价中对教授的轻易迷信。只要构成“迷信”或其嫌疑，那么，教授之形式远比教授之实质更奏效。因此，不管水平如何、人品怎样、影响力多大，只要有教授头衔，就毫不犹豫地拿来使用，先凑够数字再说。

　　在许多地方，一旦成为教授，几乎就等于获得了在使用方面的实质性考察豁免权。例如，随着研究生的严重扩招，在相当多数高校，副教授被当然聘为硕士生导师、正教授被当然聘为博士生导师，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真正担负起指导义务的导师，又占多少比例呢？被指导研究生的满意率又有多大呢？不欺负研究生的导师已经算很不错了，谈何什么指导？说的不客气一点，不少研究生导师不是在“指导”研究生，而是在“指使”研究生。还是我那句话，不管是招聘教授还是优先使用教授，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普遍认可的前提之上，即：教授的产出机制与动态评聘机制必须确保高质量、信得过。否则，想当然地假设教授就是学问高的、人品好的，然后在此假设之上迷信着“教授”招牌，鼓捣出来的事情则难以件件叫人信服。此外，以职称论待遇，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制定规则的人基本上是这些利益的分享者，因此打破待遇给定方面的职称决定论和职务决定论，是极为困难的。拿着高工资好待遇的教授，应该时时处处想一想，什么是你的绩效？如何才真正对得起你的这份收入？必须承认，真正让教授受益的是外部体制，而不是内在付出。如果社会哪一天突然疯了，按照付出大小来决定待遇多少，那么，可能会有相当数量的教授吓得撒腿就跑。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地地道道的大实话。以姜为例，都说姜是老的辣，我看未必。有些老姜确实辣，有咬头，也非常开胃，人们不得不服辣。但也有些老姜，要么生虫要么腐烂，不必说辣味，连起码的姜味也失踪了。对于那些不怕开水烫的老姜，一旦煮在一锅沸水里，也会逐渐失去辣味。这正如职称与学问的关系，职称越高、学问越大，这话无论如何也经不起检验。知识在不断更新，学问的研究方法不断翻新，学问新人也源源不断，大量的年轻人，正在茁壮成长，成为后起之秀，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些刚毕业的优秀博士，不是教授，甚至连讲师都不是，但这块嫩姜，却也内透着一股浓浓的辣味，有的已不是老姜所能比。当然，在承认职称越高学问未必越高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并非职称越低、学问越高。在低级职称者那里，也有相当数量的不学无术者和投机取巧者，特别是一些高学历者，本应尊重其高学历高文凭，但也常常令人失望。因此，职称和学历都不应成为学问评价的衡量指标。

　　“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钱起：《谷口书斋寄杨补阙》）。当论资排辈依然盛行时，谁的胡子长谁的威望就高，谁的资历深谁的水平就强，于是很容易出现职称迷信、学历迷信与资辈迷信。当这种迷信广泛地滋长于学问评价中并成为诸多决策、制度的影响性因素时，即是安全的信赖机制因过度迷信而丧失之时。如果被迷信者辜负了迷信者的期望，那么，先前犹存的信赖机制则很难短时重建。这么说来，面对“山爱夕阳”的习惯，对于山，应反思自己何以独爱夕阳；对于阳，则不应忘记在即将落山之时多少留下一点红。

　　第九股：教材惹谁了？

　　对“论文厉害还是随笔厉害”的疑问，我在《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一文中作出了非“二选一”式的回答；对“专著厉害还是论文厉害”的疑问，我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文中也作出了非“二选一”式的回答。其实，在学问评价中，还有比随笔、专著和论文更倒霉的，那就是教材。可以说，在诸多作品形式中，教材招致的嘲讽和责骂，要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体裁的作品。我斗胆粗略估计一下，学界不骂教材的人可能不多了。但今天，我却试图要为教材作强有力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