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意为保持贞节、守住正气则清，而改变贞节、丧失正气则浊。清则清，浊则浊，清浊分明之人，倒也利索。受不了的是，明明是一肚子浑浊，却偏要装出满嘴的清澈。这就是自命清高了。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就恰有这么一伙人，摆出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大有出手不凡的架式，仿佛老子天下第一。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他们对“学问”的随口评价。

　　真正的学问评价，本是一种严肃行为。这不仅因为单纯的“学问”本身作为智力产物需要正确对待，还因为智力成果一旦与单纯的智力主体发生联结，就是一笔人格化了的值得尊敬的庄重财富。评价学问之高低深浅，往往触及学人之尊严，它与学人之脸皮厚薄、自尊心之强弱没有太大关联。即便是颜面硬如百矛不穿的厚盾，也会对那些消极评价产生或多或少的“烫觉”。许多人面对批评，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无所谓”、“随便怎么说”。我倒觉得，之所以反应这么机敏，那不是因为没有烫觉，相反那正是烫觉发生作用的结果。假如真没有烫觉，就不会迫不及待地作出“无所谓”的宣示了。因而在学问评价上，必须有严肃认真的厚道态度，不可有嬉皮笑脸的卑劣戏言，除非确有纯粹的人际交际娱乐需要。凭借武断的感性认识进行随口评价，就是一种典型的不严肃。

　　这些闲言碎语，颇有蛊惑力。“蛊惑力”非常可怕，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旧时传说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里，使其互相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毒虫叫“蛊”，可用来毒害人。学界充斥着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指指点点者，就好比是这害人的“蛊”，在学问的民间评价中扮演着吹歪风、散邪气的恶毒角色，不失时机的蛊惑着他们眼中的傻傻听众。盘点一下，这些歪风邪气大概有十股之多。

　　第一股：越少越是精品？

　　学问的过程诚然是一个智力活动的过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真正的学问必须有产出，没有产出的学问缺乏表见证实，只能归为掩耳盗铃。学问的主体具有社会性，尤其在现当代学问环境里，没有任何产出的学问，是自给自足的封闭修炼，对社会来说毫无效力和效益可言。如果一个人只是看书而不去思考不去写作，即便达至万卷万卷万万卷，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学问自私鬼。其实，单是学问自私，较起真来，那也属于生活自由，并无多大可责怪之处。问题恰恰在于，为数不少的学问自私鬼，将自己不写作的学问方式或者学问现状，强行推广出去，并到处鼓噪：写得越多越是垃圾，写得越多学问越是浅薄，或者干脆贬斥为没有学问。这一可笑逻辑的反向推论似乎是：写得越少越是精品、学问越是高深。不仅如此，还一本正经地自我感觉“很有思想”的样子，到处散播一种颇有认可度和支持率的“写文章要讲究精品而不能制造垃圾”的大理论、空思想。天哪，同样是智商差不了多少的中国公民，还有谁愚蠢至不知“写文章要讲究精品而不能制造垃圾”？！

　　这股歪风的市场占有率很高。一旦发现谁写得多了，就开始冷嘲热讽、阴阳怪气，仿佛高产学者或者高产作家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我以为，之所以有这股歪风邪气，学问的自私性只是一个原因，学问的阳萎性或许更是真实的心灵源泉。完全可以想象，那些半天憋不出一个字甚至连一个部首、偏旁也比划不出来的人，用我们山东话说就是那些“三脚拍不出一个屁来”的人；那些整天为了勉强完成科研成果的“量化考核”而绞尽脑汁的人；那些依靠复制粘贴、拼凑组合炮制格式化文章的人，甚至那些在背后偷偷摸摸花钱买文章、花钱发文章的人，是不可能对创作有着极高兴趣和坚实能力的。眼看着别人靠辛勤的劳动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就开始琢磨着如何传播自己的那套大理论和空思想、如何有效地开展讽刺与耻笑活动、如何用最具蛊惑力的言语甚至自以为是的“观点”将别人的劳动成果贬损成一文不值。我不禁纳闷：既然有这些闲心闲脑挖苦别人，为何不静心下来再多看看书、多练练笔争取弄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东西来？

　　假如真要叫这些人写出一篇文章，与其所批评的“垃圾群体”公平、公正、公开地到学校的操场上“单挑”一下，或许他们宁愿选择被打死也不愿意去做庸人自扰的比试。这让我想起了足球比赛中的部分观众，只知道评头论足的叫骂“臭球”、“臭脚”、“臭水平”，但真要叫他们也到场上踢一脚看看谁更臭，或许他们也同样宁愿选择被活活打死。事实上，谁都知道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包括对他人作品的评价自由，谁都知道评价者未必是好的执行者，谁都知道在学术市场上堆放着不少质次品劣的所谓“成果”，但一个严肃而又理性的评价者却不应怀有偏见地认定作品数量多少与质量高低一定成负相关。作品之学问价值的真正评价标准只有两个：创造力和影响力。它与学问成果的数量和规模没有必然联系，不能说写得越多学问越深刻，也不能说写得越少学问越深刻。当然，更不能接受的歪风是：只看书不写作是深刻，看的书越多越深刻。

　　真要较真起来，阅读行为也有水平高低之评价，与阅读数量和阅读时间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关系。整天伏案读书者，未必就是高人；整天炫耀自己读书、读的什么书、读了多少书者，也未必就是高人。判断学问高低的关键，不是看评价对象读了多少书，更不是看评价对象买了多少书、借了多少书或者书架上摆了多少书，而是看评价对象从阅读这一行为中思考了什么、传播了什么。思考与传播的质量要看评价对象思考和传播的是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单纯地对他人著述与思想进行炫耀性介绍，甚至在没有读懂的情况下进行歪曲介绍，这不能算作真正的学问，更不能被评价为学问高深。我以为，这都是为学评价中的基本常识，但偏偏就是有这么一撮人，明明比谁都懂得这些基本常识，但就是装疯卖傻，一定要只拿阅读说事，对学问行为的其他三个要素（观察、思考与表达）避而不谈，还贬低那些表达频繁、成果迭出的人。人家真心投入智力写出一篇珍爱如亲儿的学术论文，这帮人连看都没看过就张口一个“抄袭”、闭口一个“炮制”地挖苦了起来；人家辛辛苦苦写出一本厚书，这帮人连看都没看过就张口一个“垃圾”、闭口一个“砖头”地讽刺了起来。我又不禁纳闷：难道人的嫉妒心理和不厚道心理就这么随随便便开闸放水吗？

　　不容置疑，在学界教育界确实有人喜欢制造学术垃圾，置学术节操、学术道德、学术伦理与学术规律于不顾，指望拼来凑去炮制文章，雇佣包括研究生、“神枪手”在内的廉价或不廉价劳力“干个活”、“帮个忙”，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送上五颜六色的小包包才能使劣质作品得以艰难出版或发表，用商界、政界的思维对待学界，用市场化、官僚化的规则混迹学界，让金钱和学术牵手，让权力和学术拥抱，玷污了本应相对洁净的学术界，简直不可饶恕。然而，歪风的制造者却要么无视这些乱七八糟，要么把这些乌烟瘴气扩散，不加区别地动用“一棍理论”，企图狠狠地打死一大片。

　　事实上，每个凡人的学问成长，都不可能脱离最一般的规律。既然如此，要达到某种程度，要做大做强、追求卓越，就必然有一个锻炼或者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或长或短，因人而异。尤其对于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更需要时间，在学术修养的行进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有失精湛的缺陷成果，这非常正常。不少已经成了气候的学问家，在后来回忆当初的学术成长时，还会自我批判地指出当年作品的幼稚与瑕疵。显然，没有当初的幼稚阅历，就不可能换来后期的成熟经验。耗费同样的勤奋代价，有人灵气足，可能很快脱颖而出；有人则可能慢如蜗牛。这是基本的成长规律，但那些歪风的鼓吹者，却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自己的资质状况和进步实际来衡量其他人，好像自己十年写一篇别人也必须十年写一篇，对待那些撰写并发表文章比自己多的人，更是满脸的敌对态度，一副不屑一顾的小样，手捧几本自认为是“经典”的书籍在别人面前晃来晃去，仿佛一旦手捧经典自己就变成经典似的。

　　警惕的是，这些歪风的鼓吹者，在看到他人发表文章时固然讽言讽语，但当他人发表文章的频率一旦降下来或者干脆在某段时期停笔了，这些鼓吹者也不会停止其恶语中伤的下三烂行为，而是继续寻找挖苦的新花样，说什么“黔驴技穷”、“不做学问”了。不管怎样，在歪风鼓吹者的眼里，只要他们盯上了谁，谁就倒霉。你写文章，他们就会骂你制造垃圾；你做演讲，他们就会骂你不务正业。事实上，表达是学问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都是学问的外在表现形式，到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并不意味着演讲者和发表者没有读过书，更不能不假思索地将演讲者和发表者贬为“不学无术”。

　　法学界贺卫方先生的知名度早就越过了法学界，写译过不少书、发表过不少论文和随笔，还主编学术刊物，近年来还开设了博客，写了不少博客作品，同时又是一位重量级演说家。可以说，无论是学问的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老鹤都是出色的双料实践者。可是，就是有这么一搓人，嘴巴一刻也闲不住，骂来骂去，一会说人家荒废了学问，一会说人家没什么学问，到头来弄得好像老鹤就压根没读过书一样糟糕。显然，白痴也会明白，一个人要是没几把刷子，没有两下子，恐怕也不会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我可以大胆地放言：贺卫方教授之所以有争议，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之所以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不是因为他搁三差五地拥抱蓝天，更不是因为他是人到中年的帅哥帅叔帅爷爷，而是因为他扎实的学问、不凡的才气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且这是归根结底的。对待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人们不是不可以去评判，甚至可以使用更加严苛地以高于普通知识分子的批评标准，但也应该像对待所有批评对象一样，去严肃客观地评判。每当机升机落，有人就开始叫嚣“飞天教授不学无术”，我又不禁要指着这些歪风鼓吹者的鼻子：有囊你也去和悠悠白云亲密接触，飞来又飞去地让咱好好瞧一瞧！

　　因此，动辄就说“学术研究要重视质量，某某写得东西给我的印象就是——多”的歪风鼓吹者，其要证明给听者或者读者的信息是“某某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但这种酸气的怪话，恰恰暴露了扬言者自身的狭隘与嫉妒。更值得玩味的是，凡是这类歪风的制造者、鼓吹者，好像很少听说他们产出了什么“精品”，这帮家伙留给别人的印象往往是，怨天尤人、目空一切、唯我独尊。把话说到家，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本来就很辩证。有数量不一定有质量，有质量保证并不一定有数量，数量多不一定质量低，数量少不一定质量高。并不是说发表的论文越少，质量就越高。换句话说，数量与质量并不一定成正比，但也不一定成反比。有一些数量多的学术高手，反而质量也同样能够保证，在创意与影响力上都能占据上风，未必就比那些数量少的作者在学术质量上差。更何况一定层次的质量是以一定程度的数量来加以保障实现的。那些科研成果数量少但质量未必就高的人，对科研成果数量多但质量未必就低的人的讽刺，无非就是想通过诋毁他人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精品学人”，殊不知，这种批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严肃批判，而更有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不折不扣的“嫉妒心”在作祟。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我很想再次重复一下连三岁的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不是写的越少越是精品，也不是写的越少学问越高。我也很想再次重复一下连三岁也不到的小孩都明白的常识：并非不写文章就是学问高，也并非只看书、看了不少书学问就高。整天鼓噪“我不写文章”的人，或者动辄拿“历史上的某某某一生只写过一篇论文”来作挡箭牌的人，千万不要相信这种歪风的鼓吹者就是一个高人，也不要轻易相信他读书已破万卷，更不要随便相信他一出手便是“精品”。务必懂得，精品不是随便就能产出的，精品也不是自我标榜就会有的。很有可能，这种人压根就是一个学问与创作上的阳萎患者，因羞于承认而竭尽全力地粉饰，同时用最不厚道的损人伎俩作为遮羞布，企图混淆视听，给他周围的听众尽量留下一个类似“高人”、“肚里有货”的可怜形象，以满足他最为廉价的虚荣心，最终换来的终究会是，已经超越膨胀限度的自卑、自私与自大等扭曲的瓦斯心理的彻底爆炸！

　　第二股：越晦涩越深刻？

　　评价一个人的学问，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了表达指标。一个只知思考和表达或者只知其一而不去阅读的人，在学问人生上是有缺陷的；同样，一个只知阅读或者只能阅读而不去观察、思考和表达的人，在学问人生上也是有缺陷的，绝对有缺陷。要命的是，有为数不少的人压根就不承认这一缺陷，反而狂躁地夸大阅读的作用，甚至把阅读当作了学问评价的主要或者唯一标准。倘若真能读书万卷万卷万万卷，且能够做到准确理解与有效吸收，还能对自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力，那么，这书也没白读。要害在于很多自以为是的读书人，张口一个“读书”，闭口一个“经典”，但真讨论起问题来了，却显得吞吞吐吐、一知半解，连最基本的公认常识都“记不住”，这样的阅读质量与效果就真的不敢恭维了。

　　更为尴尬的是，如果涉及思想和观点之表达，这些“歪风”的鼓吹者却又力不从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产出一篇像模像样的文字——哪怕是他们最看不起的“豆腐块”。学问的综合实力不仅只体现于阅读层面，阅读和观察是最基础、最起码的学问前提，思考和表达才是更高层次的智力较量。以鼓吹读书为学问主线的人，在高层次智力较量方面又存有绝对缺陷，面对如此糟糕的境况，人们很难再去相信那样的读书人是学问高手，至少在发现他们瑕疵的当时会有这种先期感觉。蹊跷的是，在这些鼓噪阅读至上又欠缺综合实力的人群中，又有不少人竟然迷恋阅读那些晦涩的表达，并潜移默化地把晦涩表达作为学问高深的判断标准。于是，在学问的民间评价中又吹出了第二股歪风邪气：越晦涩越深刻。

　　对晦涩语言有特殊感情的人，往往看不惯那些通俗流畅的表达方式。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语言越是晦涩，学问往往越是深刻。把“难懂”、“读不懂”视为学问的至高境界，写得别人看不懂了，这才是他们眼中的真正高手；要是鼓捣出一篇作品来，谁都能读懂，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学问”。我不禁纳闷：如果以这种评价标准来看看国外或台湾的一些已被广为传播的经典作品的话，似乎多半图书得从书架上立即撤下、赶快抛弃。因为有些作品写得实在太通俗流畅了，阅读那些作品，仿佛跟作者在茶馆休闲聊天，简直惬意极了。可是，“越晦涩越深刻”的歪风鼓吹者，或许大都有崇洋媚外的本性，一旦看到国外著作中的通俗语言和流畅形式，就有意避开“晦涩”标准，开始启动他们的另一种评价标准了。了解了这种低三下四的摇尾本性，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吹吹歪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