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此一诗句看似清凉，却洋溢着诗人追求平淡和真挚的思想感情。学问态度亦如此，离奇之才并非单纯依赖刻意追求即可造就，在多数时候，多数人的学问大厦还须从平淡、真挚与踏实筑起。投机取巧可能会一时蒙混过关，但在明眼人那里，却无法成就终生梦想。韦应物笔下的落叶堆满了空山，行迹则难以寻觅。这正如作品注释与作品思想的关系，数量庞大的注释盲目挤满了作品空间，还真的难以读出作者究竟有没有释放思想、释放了什么思想。此时，我认为不能全怪读者能力有限，作者应反思一下自己到底从中做了一些什么。

　　第七股：专著不敌论文？

　　排除较真因素，要是有谁问“月亮大还是太阳大？”，正确答案会是唯一的；要是有谁问“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经过权威鉴定，还原真象，也会有唯一的正确答案。然而，要是有谁问“专著厉害还是论文厉害？”，这个问题则无法直接给出“二选一”式的答案。道理极为简单，这年月，有些人出于功利目的，而又囿于自身功力，无论是鼓捣专著还是制造论文，都无法产出高质量的学术作品。于是，科研成果良莠不齐的现象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专著堆里，有拼凑之书，也有经典之作；论文集里，有格式化文字，也有高水平论说。因而，难以一概下个结论，盲目认定专著厉害还是论文厉害。

　　话虽这么说，但在学问评价中，愣是有人不认这个理，还装腔作势地吹出“专著不敌论文”之风。在这些人眼里，不到老时别写书，年轻时就得写论文。要是再有了嫉妒心，他们恨不得别人一辈子一个字也不写。逻辑极为简单：别人写随笔杂文了，他们会讽刺“随笔算个啥”，好言相劝写论文；别人写论文了，他们会讽刺制造文字垃圾，有本事去写书；别人写书了，他们会讽刺“专著不敌论文”，再搬出国外谁谁谁就是只写论文不写书，或者国外学术环境重论文不重专著，云云。

　　写本好的专著并不容易。专著也不是老人的“专利”，年轻人也能够写专著；论文也并非只能由年轻人来写，老年人也可以写论文。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没有姓“老”姓“少”的问题。以年龄大小或资历多少来论作品文体形式，是很有问题的。除非半路出家或少年天才，一个人走上学术之路，大多是从青年开始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往往代表着一个学人某特定时期的研究志趣、范围、风格和水平。年轻时出书，是对其已有思考的书面表达，也是一种学术锻炼，在总体学术人生上观察，这还是一种阶段性学术积累的体现。年轻人出书，之所以遭遇非议或者谴责，其实并无什么大惊小怪的过错，只不过是其借助出版行为将原本锁在抽屉里的稿件对外公开罢了。如果其一直锁在抽屉里，反复思考，几经修改，到了头发花白胡子长了之后再出版，或许能够换来“十年磨一剑”甚至更好听的赞叹，但如果其在思考之初即出版发行，评价者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直接以资历、职称甚至年龄来论短长。

　　其实，只要评价者被“误区”或“歪风”深深打动，或者评价者本身就是“误区”的开发者和“歪风”的鼓吹者，那么，无论学问人何时出书，都有可能避免不了挨骂。假如学问者年轻时出书，他们就会斥为“幼稚”、“急于求成”、“制造垃圾”；假如学问者年老时出书，他们也未必舍得说出一个“好”字。此时，评价结果根本就不是学问者的作品所能决定，而是严重牵制于评价者的心态与行为作风。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学术论文才真正体现学问人的学术水准，专著只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拼凑之物，甚至还会被污蔑为“体力劳动成果”。

　　说实在的，确实有专著的炮制者，对学问毫不负责，急功近利心重，严谨治学心轻，于是，一旦确定选题之后，搬运出一大堆书，摆在电脑旁，像模像样地搞起“科研”来了。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们能写书、能出书了。这还算好的，更差劲的，自己懒得干活，找几个研究生，今儿翻译翻译，明儿拼凑拼凑，厚颜地署上自己的大名，充当自己的个人独著，一点都不觉得无耻。不仅如此，还要骄傲地拿着这本书，这里报奖评比、那里签名赠送。要是出版的时间巧合了，还能够以此评审更高一级技术职称呢。这种事情干得多了、爽了，就收不住缰绳，贪得无厌，每招一届研究生，就按照惯例这样操作下去，混个著作等身、学富五车的虚假印象。自己觉得聪明过人，别人却看得一清二楚三明四白。

　　这种人以高级职称者居多。一来他们已经具有指导研究生的资格，每年都有一批无偿使用的廉价劳动力分在自己手下，叫这些徒弟干活是理所当然的；二来他们有一定的职称地位，申报的课题较为容易立项，弄出来的专著也更容易出版；三来他们掌握一些学术资源，尤其是外文资料的占有，并非每个人都能共享，源源不断的洋文字就是他们的掌中宝，而渊源不断的研究生又是他们的手下奴。在这种优厚的学术环境里，出一本书，那绝对是易如反掌、小菜一碟。他们根本就无需亲自参与，只要在必要的时候稍微遥控一下，就可以把一切搞定。虽然是研究生付出的劳动，但最终的“专著”却是自己署名，最多在“后记”中列出一个劳动力名单，将这些苦役们的智力创作篡改为“资料收集”、“文字录入”、“书稿校对”等协助工作，说句不轻不重的感谢话即可轻松对付。怪不得听说有教授在其弟子面前得意洋洋：干脆不写论文了，每年出几本书就够了。

　　这还属于高档次的，毕竟他们有各种头衔可以利用，也有心甘情愿的研究生送上门来抢着干活，再加之他们毕竟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学术感觉，弄出一本书来起码可以保证不至于在形式上惨不忍睹。但也有一些低档次的，炮制专著的急切之心与拙劣形式简直无法想象。聚集一批人，不管什么方向什么专业，每人弄篇文章，一篇文章交上多少钱，凑起来就是一本书，自己挂个主编，再取个诸如“中国法治问题研究”、“某某法若干热点问题研究”之类的名不副实的书名，也大言不惭地炫耀自己出了“专著”。还有人将自己多年来的花样文章拼在一起，也想凑出一本专著来，不料没有出版社出版，就找个印刷厂印出一大堆，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摆在书店里。翻开一看，不仅没有任何体系可言，而且与书名也无法进行对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章也拿来作为当前某某法热点问题的支持作品。简直泛滥极了！更有甚者，还要向学生大力推销，以考试范围作为要挟，变相要求他们购买。我不禁要问：那也叫专著？

　　社会上总有人批评学界“抄来抄去”，其实主要就是这帮人给搅的。对于这些专著的制造态度和作风，对于这些态度和作风制造出来的“专著”，无论如何也不应摆上台面加以炫耀。在这种专著市场环境下，有人讨厌专著、不把专著当回事甚至誓死也不写专著，也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因为，一个讲究学术尊严和人格尊重的人，只要稍微清高一点，恐怕不大愿意将自己心爱的著作拿出来与那些下品货摆在一起。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乌七八糟的存在，同样也不应成为“专著不敌论文”的佐证资料。一方面是因为在学术论文中，也会存在纯粹格式化炮制的文字，相当多数的学术论文只是“看起来像”罢了，语言搞得玄乎晦涩一点，注释加得多多益善一点，拼凑整理的艺术再巧妙隐蔽一点，俨然就是一篇成功的“好论文”，作者只要不是智商过于低劣，通过这种投机手段搞出一篇有鼻子有眼的论文来，其实并无多大难度，运气好了还可能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并且还会获得各种奖项。当然，比较那些纯粹不着边际、语句不通、观点牵强的“学术论文”，这种靠格式化炮制出来的学术论文还属于高档次的，那些毫无学术价值的胡乱拼凑之作，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尤其是，当作者不仅认识不到其作品有如此拙劣、反而还以为自己“十年磨了一剑”并到处炫耀之时，就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了。

　　因此，不能拿专著只与好的学术论文比较，也要看到学术论文中也有所谓的“垃圾”之货，何况从单位数量上来看，在整个学术成果市场上，论文数量毕竟远远大于专著数量，这就增加了整体意义上论文不敌专著的概率，而不是相反的结论。另一方面，就同质比较来说，对于一本优秀专著的创作，同一篇优秀论文的创作相比较，至少就同一个作者或者相仿学术敏锐性与学术能力的不同作者而言，所付出的智力投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一篇论文一万字一本专著二十万字计算，在专著中每一部分的论述皆以学术论文之严谨要求为假设的前提下，单在精力投入上，后者也是前者的二十倍。因此，从智力与精力的投入上，专著有敌得过论文之情形存在。至于学术影响力，一篇学术论文确实可以产生不凡影响力，但并非每一篇论文都有如此运气和魅力。反过来说，传世经典之作名单中，大量专著也榜上有名。

　　可见，单纯地说“论文不敌专著”或“专著不敌论文”，都不是一种正统的学问评价之风。动辄就拿历史上某某或者国外某某只写论文不写专著，来论证“专著不敌论文”，这并非严谨的学问评价态度。就具体作品来说，或许可以争论出一个比较结果来，要么论文不敌专著，要么专著不敌论文。但不应该由此个别结论就否定所有，确实不应该。“专著不敌论文”的学问评价“歪风”一旦盛行起来，对于那些爱专著胜于爱论文的学问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那些年轻时就出书的学问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当他们写出来的专著属于认真、严谨、有力之作时，就更不公平了，至少是一种舆论不公。

　　后退若干步来说，即便有人写出来的专著在学术水平上确实不能叫人广泛好评，只要作者认真对待了，也不应苛刻地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以及不完全不公正的评价。因为就作者之学术水平来说，每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研究阶段也有别，千篇一律地用一个尺码来统一评价，不利于保护作者之创作积极性。有时候，好的态度或许可以弥盖能力之欠缺。对于评价者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自己对他人的学问评价变得更加符合人性；反之，俨然扮演一副学术警察的模样，目空一切，“先否了再说”，那么，人们关注的目光投向就不再是被评价者的学问了，而会情不自禁地转移到评价者的评价心态和做人品格上面去。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二首》）。一般说来，专著之体重，要大于论文之体重，有些大部头的专著还会被戏称为“砖头”或“砖著”。但“树大招风”，与几页纸张即可容纳的常规论文相比，专著一出就是几百页，往往还有摆上书架、走进展厅的待遇，于是，专著出的多了，作者也就必须承担来自评价者的各种说辞。不过，无论吹来什么风，无论飘来什么雨，只要专著的作者用心地构思了一本书，并愿意自觉承担学术责任，即便专著不敌论文，又何妨？正如张九龄笔下的草木，只要其有“本心”，为什么非要美人来折呢？

　　第八股：姜是老的辣？

　　去年阳春三月的一个雨夜，我喝了点酒，醉意浓浓，才情大发。于是，很解气地喷出了一个憋了许久的疑惑：“还有多少教授不如我父亲？”当时，借着旺如泉涌的文思，我以此好奇之问用作标题，写出了一篇极为性情化的文字。时过境迁一年有半载，我的观点是否有所动摇呢？回答是否定的，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了解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抛出来的任何一个观点，极少会在两年之内就去修正或自我推翻的。

　　意思很明白，尽管让党放心、让国家满意、让人民敬佩的教授大有人在，但不可否认，在当代中国，从人品道德、学术敏锐性或者勤奋程度等方面来看，仍然有一些教授比不上我的农民父亲。说白了就是，徒有教授之名的滥竽之流并非少见，缺乏涵养者不计其数。有的学问涵养不达标，纯粹是一个绣花枕头；有的道德修养不过关，完全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有的则更为糟糕，学问涵养和道德修养都有难以弥补的漏洞。这样的教授群体混迹于学界、充斥于社会，不仅殃及了优秀的高水平教授群体的良好形象，也直接导致社会对整个教授群体乃至学者群体的消极评价。

　　之所以产出这么多不叫人信服、佩服的教授，缘由种种。其一，门槛矮、标准低，是技术瓶颈。不同地域、不同单位评审职称的要求不同，形成了准入条件参差不齐的不良格局。在此地此高校能评上教授，在彼地彼高校可能连个讲师都够不上；在此地此高校只能评上讲师，在彼地彼高校可能早就是教授了。症结就在于不同的评审区间，存在着评审标准上的显著差异，高低不平，难以划一。在这种评审机制下，处于较低准入条件评审区间的人，无疑更容易摘下教授的桂冠。相应的，处于较高准入条件评审区间的人，可能要苦熬过无数个漫漫长夜才能如愿以偿，有的则可能要做一辈子的老讲师，无缘戴上教授花环。

　　就此说开去，各个评审区间存在不同的评审标准，也并非没有道理。毕竟教育资源配置与发展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平衡状况实属客观存在，因而形成了宽严不等的现行评审标准。然而，这种准入条件差异现状具备存在及推广之正当性的前提则是：教授职称的效力范围必须严格加以控制。在空间效力上，条件较低的评审区间所评定出来的教授，只能在该评审区间有效；条件较高的评审区间所评定出来的教授，则可以根据情况扩大空间效力范围。在时间效力上，也必须打破普遍的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一日成教授而终生携带”的永久性时间效力必须彻底改变。如果追求规范严谨的效力贯彻，则应当在所评定出来的教授头衔之前，附加空间和时间效力限定，以此区分不同评审区间的各类教授。如果嫌弃此种操作麻烦或者耻笑此类做法滑稽，则至少应该建立统一的教授数据库，并使民众能够随时便利检索查询。或者，干脆恢复或推行教授级别制度，将教授划分为若干等级，以便让民众睁大眼睛看教授。如此一来，教授与教授之间的效力差别就会被制度化的区别开来，让人们普遍认同“同样是教授，差别就是这么大”的实在观念。

　　然而，目前的评审机制除了在准入条件方面存在差异之外，在评定之后的效力安排上并无区别，不管在什么评审区间，只要达标，都是教授，也都叫教授。于是，鱼龙混杂的局面也就自然形成，不滥才怪。不过，按照前文指出的教授区分建议，在不改变现有评审条件参差不齐状况的前提下，设置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限制，或者实行级别制，也会存在大量麻烦，实际操作起来未必符合设计初衷。因此，统一教授评审的准入条件，并加以严格控制，实行高门槛、严标准，认真而又严谨地遴选教授，切实提高“教授”这一正高职称的含金量，让社会真正的重新认识到教授就是教授，不是副教授，不是讲师，也不是助教；让善良的人们真正认识到教授就是教授，不是叫兽，不是野兽，也不是禽兽。否则，五花八门的现行评审规则，宽严不一，只能会越来越产出更多的名不副实的教授。